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涉及土地改革的议题，会议公报提出：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公报还提出，“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研究员党国英表示，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意味着农地流转形式将进一步多元化，而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目前还不太好断定是允许农地入市，或者只是延续十七届三中全会的说法，允许农民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参与开发经营。
    国务院研究中心的一位专家表示，多年来，对于农业经营体制，官方一直提的都是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和集体统一经营的双层结合体制，但实际上集体统一经营已经有逐渐涣散的趋势，而被大量进入农村的工商业资本所代替，新型的经营体制是否是继续扩大“公司加农户”的模式，这个还难下定论。
    这位专家称，因为从2013年“一号文件”的表述来说，中央对农民的经营体制，一直是鼓励多元化的，既要壮大那些龙头企业，又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农业合作社，同时也不排斥一家一户的小农经营。
    而从三农问题的决策官员的近期言论来看，对于农业经营体制和农地流转的态度依然是审慎的。
    审慎的土地流转
    中农办主任陈锡文不久前在清华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表示，农业是最适合家庭经营的产业，这是一个基本规律。凡是不搞家庭经营的地方，不仅现代农业搞不成，连传统农业都守不下去。
    而国研中心副主任韩俊也表示，由于中国的人口和土地禀赋，决定中国的农村经营不可能像拉美和澳洲国家一样搞大农场，只能是以家庭经营为主。
    中国社科院农发所原所长、全国人大农委委员张晓山表示，未来的农村经营体制应该是以小农经营为主加上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这样既能符合中国的土地人口国情，又能使传统的农业跟大市场、大物流、新型金融衔接起来。
    基于此，对于农地的流转，目前各方态度也是分歧较大，上述国研中心的专家称，一方面，近期安徽宿州埇桥区和无锡阳山接连推出土地流转信托项目，为农地流转开创了一个新的模式。但另一方面，中央在农地流转中又设置了“用途管制”的规定，即流转后的土地不能改变用途，例如此次安徽土地信托的项目为现代农业循环经济产业示范园，由安徽帝元现代农业投资有限公司作为服务商提供服务。
    经济学家华生基本上是反对政府大张旗鼓地推动土地流转的，其在最近发表的《土地制度改革六大认识误区》一文中表示，土地自由流转不会使他们的经营规模扩大和经济状况改善，相反会因工商资本拿走大量土地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其表示，在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甚至美国的部分州都是立法严禁农业土地公司化商业化经营的。
    事实上，中央关于土地流转的两条规定——“自愿有偿依法”和“用途管制”实际对工商资本下乡进行非农化操作进行了限制，但在地方实际运行时这两条规定往往被规避，一些企业通过流转取得农地之后，往往改变了农地用途，进行商业开发；而一些土地的流转过程也不合规范，往往是企业跟村集体合谋完成，并未征求农民的意见。
    在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上，上述国务院研究中心专家表示，应该是在确立农民的承包地、宅基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基础上，使农民更多地分享土地增值的收益，逐步提高农地的补偿标准， 对于外界预期的农地入市、集体用地和国有土地“同地同价同权”，短期内恐难以实现。
    或重在盘活土地存量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提到了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不过多位受访者均表示，5年之前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早就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但5年过去，此事依然没有多大进展，足见其阻力之大。
    事实上，对于农业用地是否入市，农业领域的高层决策者是有顾虑的。中农办陈锡文在前述清华演讲时表示，农村搞建筑要坚持自有自用原则，而不能放开让城里人到农村买房子，因为“如果允许以后还可以批农村集体建设用地，那就等于把前后门都打开了，前门批准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后门就又流转出去，那整个建设用地的总规模还怎么控制？”
    上述国务院研究中心专家表示，在土地问题上，决策层的主要思路还是要“盘活存量”，尽量少增加新的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