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曲线”已至“拐点” 我们的党和政府为解决农民的“减负”、“增收”等问题，出台了许多政策、法规和文件，明确要求各级党政领导为此多想办法、出实效。 然而多少年了？人们仍不断在各类信息渠道中，获知某些机构与个人，滥施惩罚，对农民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而另一些享有资金、信息、关系等优势的“老板”们，或以不付劳酬等手段掠夺农民的血汗钱，或以极低价格对农产品巧取豪夺…… 近些年来，不少地区好容易摆脱了不是“买难”就是“卖难”的循环，又陷入了“越是丰收越笑不起来”的怪圈————农民往往难能摸准和适应市场的“脾气”，屡遭“种啥啥便宜”而“啥贵啥没种”的尴尬。还有的因化肥、农药、农膜等“农资”用量日多及价格上涨，走入“种地越多，越挣不着钱”的境地。 如此，尽管在沿海几省和其他省的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了一些自然、经济环境与生活质量决不亚于城市居民的城镇化“新农村”，但多数农村的经济科技文化社会发展水平与城市差距甚大，在急切“思变”的心理驱动下，往往不惜以廉价出让土地使用权等自然资源为代价“招商引资”，换来的却有不少是被发达国家和地区淘汰的、质次价高而无市场前景的设备、设施或“项目”！ 如此，我国不少地区“三农”发展的曲线，在“扩大内需”正确方针面前的“短板”形态“显影”得越发清晰，成为今年两会上突出的“焦点”和开始“走高”的“拐点”。 弱在“散”强在“合” 近年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已比八十年代成熟和完善得多。随着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我国经济的国际化水平和竞争能力也已日见提升。按说，这些都为“三农”的整体解决，提供了大大好于以往的外部环境。 近年来，也有很多的政府官员、学者、专家和两会代表委员等呼吁，国家有关部门也连续出台了许多有关对策，推举出不少让人看到三农现代化希望的好典型。 然而从总体上还是问题多多并越来越易受到各种“箭伤”——— 一些国际经济赛场上的“奥林匹克”老手们，凭借其丰富的经验，以各种非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等限制国内农副产品出口，用各种老道的市场技巧，强势而快速地占领了我们一些农副产品及其加工品的市场等，就别提了；某些社会腐败行为，用种种卑劣手段之“箭”乱射“三农”的现象，也别提了；可为什么就连某些“本乡本土”的基层机构和“圆盖帽”（比如个别种子站等），也动辄向三农“伸手”或“动手”伤害？————这些不仅媒体已报道甚多，就连近期播出的电视连续剧《刘老根》和《在希望的田野上》，也都活灵活现地反映出来了。 其中原因，可谓纷繁。但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散”————我国绝大多数农民在农业生产经营形态上的“散”，不仅注定了他们在国内外市场和某些权势单位与人物面前的“好欺负”；也注定了会从根本上造成农业与农村的相对弱势————即使在发达国家，莫说大农场主，就连那些从事跟“农”字有关（或无关）的生产经营与服务贸易公司们，为顺利进入市场并成功获利，都要组成各种协会、商会，以“团队力量”去“合力打拼”！ 合经组织有作为 诚然，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农民人数过多。因此，近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在为农民“转180度”———进城变为“市民”四处奔波。但他们看好的出路，往往并非政策所倡导的“小城镇”，却多为大城市。如山西某县县委宣传部老魏就自豪地说，他们为农民打工联系好的去向，主要是北京、广州、上海等城市。原因很显然，那里就业机会多、能挣着钱并获得较多市场经验与关系。 另外，许多地方数年前就摸索出“公司＋农户”或“定单农业”等新模式。但后来发现，两者互相“赖账”之事屡有发生。 然而江、浙、鲁、粤、皖等不少地区参照发达国家经验，在国内甚至国外组建的“大农业”概念公司、行业协会和商会，以及在农民与政府、与市场间添加的“经纪人”中介组织环节，因能按消费需求和发展信息，开发大受市场欢迎而经济效益好的“绿色”、“金色”农业，节地型、无土型、观光型、设施型以及“劳密型”与“科密型”或“资密型”农业相结合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吸引了大量的社会闲置资金，扶植出能为当地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并已将品牌打响了的企业。　 这些新型的三农“合（作）经（济）组织”，不仅造就了大批令农民就地“360度”转为“农业工人”和城镇市民的岗位；更因实力雄厚，使“农民”不再势单力薄而易遭“箭”伤，反成善于“借箭”而获更多发展资源的“草船”。 当然，上述协会和经纪公司等不会一下子发育得尽善尽美。但国际经验证明，那是三农应对国内外经济竞争的必要联合形式。 也当然，所有这些都离不开政府在政策、资金等上的支持和农民“自愿参加”原则。如此，各级政府若能搭建一个类似科技进步“星火”或“火炬”计划那样的大型系统工程“项目平台”以示范、引导，那么，各种利于三农“就地转化”而不一定都涌向大城市的“合经组织”，势必能更加稳健快速地发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