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8日，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对“巩固非典防治成果，防止疫情反复，切实加强公共卫生建设”再次进行部署和动员。 与此同时，呼吁多年的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在各地政府的议事日程中紧锣密鼓地展开——— 最新公布的《北京市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实施意见》，勾画出北京300万农民将入大病统筹的轮廓；河北省政府计划用7年时间，在全省农村基本建立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河南省拿出2.4亿元，用3年重点建设600所标准卫生院，选择18个县进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试点…… 没有9亿农民的健康，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小康。非典之后一系列针对农村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举措，预示着“农村医疗将发生划时代的变革”。 非典击中农村防疫体系软肋 专家坦言，非典与广阔的农村仅是“擦肩而过”，最终没有长躯直入，是不幸中的万幸。但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线断网破”的窘状，却在非典疫情面前暴露无遗。 4月初，当山西静乐县发现全省第一例农村非典病例，全县竟找不到一辆救护车，最后借用县计生委的流动手术车才把病人送往太原治疗。 疫情来临，原本已濒临倒闭的河南遂平县车站镇卫生院东挪西借5万多元，建起发热门诊，并从县卫校借来一台X光机，院长办公室连一扇完整的玻璃窗都没有。 曾有4位村民被确诊为非典病例的山西汾阳杨家庄镇北偏城村，为对村子封闭管理，市里20天拨出专款20万元。耐人寻味的是，在破旧的土窑洞里建起的村卫生所，担负全村1300多名村民健康和防保工作，20年来村上总投资不过5000元。 在农村较早出现非典疫情的河北，由于缺乏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和病房，也是备尝苦果：一些基层医院临时借调没有任何经验的内科医护人员，匆忙上马。 上世纪50年代的危房，60年代的器械，70年代的大夫，诊疗工具仍是“体温计、血压计、听诊器”三大件……作为三级卫生防保网“枢纽”的乡镇卫生院，多数就在这样的困境中挣扎。于是，各地农民“自卫”防非典，大路小道设关卡、量体温、要路条；村头草庵，住满了被隔离的返乡民工…… “非典时期，农村公共卫生体系捉襟见肘，如果不是中央数次拨巨资支援，真不知有些地方能不能挺过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问题专家高培勇教授颇为感慨。 比非典更令人忧心的 今年60岁的许德洪，原是湖南沅江漉湖血防站的一名职工，上世纪70年代初，为了消灭血吸虫，他和血防站的同志一道，在洞庭湖岸边、在茂密的芦苇荡里撒药，一干就是20多年。可怕的是，血吸虫最后竟然钻进了他的大脑。 由于防治人员紧缺，资金严重不足，在各地逐渐消灭的血吸虫病近些年来“死灰复燃”。据统计，目前受血吸虫威胁的人口已达9900余万人。 这是一组并非杞人忧天的数据：全国患结核病人数达到500万人，占全球肺结核病例的1／4；全国乙肝病人和病毒携带者达1.2亿人，占世界总数的1／3,居世界第一。在中国10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农村的感染者约占总数的80％。 受政府长期补偿机制不足的限制，农村公共预防保健服务长久“营养不良”。对不少农民而言，破旧不堪的乡镇卫生院，是“小病没人去，大病看不了”。“看病难”已成为广大农民摆脱不了的阴影。 长期患严重风湿病的山西村民果留，已经有两年不能下床走路。疼痛时时伴随着他，但家里没钱看病。熬不住了，吃一片4分钱的去痛片，一天只吃得起一片；河北石家庄井陉矿区横涧乡青泉村村民高世堂为给爱人看病，被迫将自己的家卖了…… 事实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有过辉煌。这个扎根于最基层农村的公共卫生系统，采取合作医疗的形式解决筹资，“赤脚医生”处理最常见的疾病，为农民提供了最初级的医疗卫生保障。然而，医疗卫生体制逐步市场化的改革，使得农村合作医疗逐步解体，享受合作医疗制度的人口覆盖率始终处在低于10％的水准。 农村卫生专业技术人员短缺，传染病防治力量薄弱，防疫专职人员不“专”的问题越来越突出，有的甚至转而开门诊创收；在乡级财政捉襟见肘，卫生费用逐年减少的压力下，不少地方出现了拍卖卫生院的尴尬，一些政府部门擅自截留卫生经费发工资，农村医保可谓“风雨飘摇”。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薛澜教授说，农村公共卫生体系的缺失，表面看是公共卫生投入不足，导致卫生资源严重匮乏，深层次原因则在于，政府定位不明，医疗领域出现了“市场化过度”与“市场化不足”并存的情况，一些本应该政府承担提供的服务和产品，转由市场提供，使得较贫困的人口无法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而在城市特别是大型医院，本应由市场提供和分配的服务及资源，政府却在分担，出现了“富人愈富，穷人愈穷”现象，政府在公共卫生领域同时存在着“缺位”和“越位”两种情况。填补“赤脚医生”消失后留下的职能空缺，已成为农村公共卫生事业发展的关键。 为9亿农民织张“健康网” 毫无疑问，为9亿农民织好“健康网”，政府“唱主角”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要确保财政投入力度，解决积累多年的卫生欠账，为重构防疫网提供有力支撑。据卫生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国家将投资100多亿元建立我国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立从中央到县的三级疾病控制中心，保证每个乡镇与卫生部联网，每个县都建立传染病医院和传染病区。与此同时，投资数百亿元加强县级卫生机构和乡镇卫生院基础设施建设，规范农村卫生机构补偿机制，强化乡村卫生人员培训。随着中央财政的大力投入，地方的配套资金也应尽快跟上。 其次，要将原来的“重治轻防”转为“以防为主”，必须依托一个“平台”。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提出，对原来已被削弱的三级医疗保健网要逐步强化，同时，可考虑依托相对成熟的计划生育网，建立健全农村卫生防疫网络，解决“线断、网破、人缺”的问题。 再次，这张“网”如何操作？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萧庆仑建议，政府要把卫生拨款的大部分转移到农村，集中使用，加强监管，探索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制度和医疗救助体系，建立深入到村一级的医疗和卫生体系，改变当前只在形式上到达乡一级的局面。“让农民就近看得起病”，才是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 有限的钱如何确保用在刀刃上？采访中，不少专家学者指出，国家投入巨资，关键问题是要“专款专用”，确保这笔费用真正用到农民医疗消费上。千万不要再搞部门分割，只争钱、争权、争利，而不承担责任了。 （据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 背景资料 人口占70％的农民只享有20％的卫生资源 新华社北京7月30日电（“新华视点”记者顾立林陈芳）长期以来，我国各级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卫生资源投放主要集中在城市，卫生资源分配与需求呈“倒三角”形，很多地方县乡财政困难，重视不够，以致投入逐年减少，城乡差距拉大。 ———卫生资源80％集中在城市，其中2／3集中在大医院。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12元，仅为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 ———我国农村人口占全国的近70％，花费的卫生费用只占卫生总费用的33％，7年内平均每年下降两个百分点。 ———1991年到2000年，全国新增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入到农村，而14％中的89％又成了“人头费”，真正专项的农村卫生经费只有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