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受农村“三农”问题的困扰。“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结出来，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建国后，户籍制度的推行把城市和乡村截然分开，国家通过工农业剪刀差，使农村在历史上曾经向城市输血达6000多亿元。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水平和投资水平大大低于城市，使我国总需求不足，并最终形成对经济发展的瓶颈。虽然这几年财政支出大幅度增加，但农业支出的比重却呈下降趋势。思考农民相对贫困问题，首先就应该着眼于社会公平，可以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深层次制度性原因，其代价是长远发展的停滞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冲突。 同时，在世贸组织的框架下，粮食生产已经丧失了比较优势。据专家分析，农产品进口每增加一亿美元，国内将损失20万个农业劳动的就业机会，而分散的农户经营，使农民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经济上都无法获得平等对话的能力。 目前，要较好地解决三农问题，就应尊重农民权利，认真做好几方面的工作。 1．中国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终究要靠自己来解决，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粮食安全体系。当前，一方面要有效利用ＷＴＯ的保障措施机制，限制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大力支持国家粮棉储备体系建设，切实做好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精减政府层次，逐步通过撤乡并镇使其职能更加合理化，提高办事效率，否则，农民“减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据说美国农场主若按政府发布的信息进行生产，产品出现滞销可找政府索赔。解决“三农”的核心问题，靠一时一事的行政命令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必须要借鉴和利用有关国际农业法规，不断完善我国农业发展的法律体系，并加大执法力度，提高执法实效，依法惩治和防范扶贫项目执行过程中的腐败行为，要让农民知法、学法、懂法，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目前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不仅不向农民征收税费，反而给予农民以直接补贴。按世贸组织规则和我国入世承诺，“绿箱”补贴不受限制，“黄箱”补贴最高可以达到农业总产值的8．5％，我国目前仅为2．5％左右。当前我们已经取消了农业特产税，还应根据各地的承受程度逐步降低农业税率，最好的办法是对农民的农业经营免除一切税费并保持长期不变，这样，操作上不增加任何成本，补贴效率为100％。 2．我国是一个不具农业优势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我国人口对耕地已经产生持续压力，要想富裕农民必须首先减少农民，使他们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农产品的需求者。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的城市化走了一个漫长而弯曲的道路，虽然我国特大顶尖城市与发达国家相比城市相当，但经济结构层次、综合实力以及效益指标要低得多，如上海的ＧＤＰ总量为东京的1／20左右，从这些方面讲，我国的大城市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来加快和推动城镇化进程和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农村主导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和两种就业待遇的不平等问题，最终实现户口的自由迁徙。 3．当前国际农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注重质量和品牌，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和国外20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业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因此，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我们必须通过东中西部的合理分工，让农业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发展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积极培育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使“小农”逐步转变为“大农”。国家可以在中西部农村进行“科技特派员”试点，提高传统农业的技术含量特别是先进适用技术的推广。农业产业化的表现形式是农业企业化，我国人多地少，这是我们思考中国农业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因此，利用乡镇企业熟悉“三农”的优势，在农村家庭承包制的基础上，允许土地承包权转让、出租、入股和抵押等或直接参与土地开发，这样既保证了因土地带来的利益，又可以在企业工作按劳取酬，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农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同时加快出台“农民信用担保基金和政策性农业保险机构”，降低“三农”贷款的门槛，“温州模式”已把千千万万的农民卷到了创业的洪流中，当前我们需要做的是如何与时俱进，不断完善和创新。只有农民成为一个追求利润、按市场需求生产的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其就业技能，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增收。 作者单位：中国银行安徽淮北市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