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这篇文章之前，一则笑话时常萦绕在记者的脑海。笑话讲的是古时候有一家财主非常想要一个儿子继承家业，可是老婆不争气，第一胎生了一个女儿，财主取名叫“招弟”，第二胎还是女儿，财主取名“再招”，第三胎同样是女儿，财主彻底死心了，干脆取名为“绝招”。 笑话虽能博人开心，但也可以看出，人们的生育观念已走过了一段漫长的历程。时至今日，随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人们已摒弃了那种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育观念，生多生少的问题在老百姓的眼里显得微不足道。 转变之一：政策这道红线不敢越 “现在哪个超生得起嘛，上万元钱的罚款拿起还是心疼。”顺庆区李家镇的李德清夫妻俩长期在外打工，没有注意节育措施，于1992年生下一子，回家后主动受罚。在说起超生一事时，李德清说：“如今政府对独生子女的政策比较优惠，计划生育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健全，有悖国家政策的计划外生育理应接受处罚。” 据了解，去年10月1日颁布实施的《四川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农村违法超生一胎按该县上一年度农民人均纯收入的6倍至8倍计征社会抚养费。这样，高额的经济处罚迫使有的农村家庭实难承受，使一部分人想生又不敢生。近年来，各地加强对计划生育的有关政策和法律法规的宣传也促成了当地群众生育观念的转变。上世纪90年代以来，营山、南部等县市区率先在当地开展了“百里婚校长廊”、“生育文化大院”、“婚育新风进社区”等婚育新风进万家系列活动，有效地促进了育龄人群对旧观念的摒弃，对新型生育观念的接受，全省也将此做法作为经验推广。 记者从市计生委了解到，近5年来，我市在广大农村大力开展计划生育“三结合”，计划生育村民自治工程，婚育新风进万家等活动，使全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全市近5年累计少生人口7.９３万人，人口出生率已从1999年7.85‰下降到今年的1.87‰，人口自然增长率已从“九五”末的2.６０‰降为1.０‰，全市独生子女数和独生子女领证率从“九五”末期的63.２万人和40.６%分别上升至73.６３万人和48.５３%，计划生育在我市城乡已深入人心。 转变之二：生男生女都一样 “早栽秧早打谷、早生孩子早享福”，“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些话语时常挂在老百姓的嘴边。进入21世纪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农村的青壮年大批走出家门挣钱，外界的先进文化和超前思想也促成了农村育龄人员生育观的转变。 “女儿有什么不好，当初，我也想要个儿子继续香火，但上万元钱的罚款着实让人犯愁，事后与老婆一商量，还是生一个，多挣钱把小日子过红火点好。”西充县常林乡的王军对生儿生女的问题有自己的想法。阆中市双龙镇的李秀碧膝下有两个儿子，老大与老二都双双成了家且有了孩子，看到两个儿子生的都是女儿，李秀碧老人起初牢骚满腹，鼓励两个儿子再“试一试”，看能不能生个男孩传宗接代。两个儿子长期在广州打工，一门心思用在了挣钱上，多番给母亲做工作，宣传外地人的生育观念，最终疏通了老人的思想。如今，两个孙女都上了小学，家里一团和气，李秀碧乐不可支，高兴地说：“而今这年头，还那么封建干啥，生男生女同样享福，女儿也是传后人！” 转变之三：子女不在多在于“精”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我市农村双双外出的“超生游击队”近20%，现在流动人口超生的只占4.２%，作为拥有80%农村人口的农业大市，我市的计生工作综合质量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在全省的中下水平，到去年走到了全省的前列。 市计生委主任宋辉光感慨地说，农村生育观的变化开创了全市计生工作的新局面。 农村的独生子女多了，家长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情非常迫切，他们宁愿多花钱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教学质量较好的学校就读。西充县复安乡的何小华夫妇在广州做餐饮生意已有3年时间了，沿海经济特区开放式的教育管理刺激了夫妇俩的心，“只有一个儿子，总不能像自己一样吃苦受累吧”，她与丈夫一合计，将儿子接到广州去读书。如今，在沿海各地和经济发达地区，就读于打工学校的农家子弟比比皆是。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时下，农村双双外出打工的年轻夫妇较多，丢下的子女大多让留家的老人照看，孩子少了，家长对孩子的成长进步期望值也高，有的干脆缴了高额的学费将娃娃送到城里去读书，并且为老人租上房子让其当“陪读”。这也是独生子女为农村带来的新现象。 “与七八十年代相比较，现在的计生工作好开展多了，政策、技术、服务等逐步健全，再加之老百姓观念的更新，我们计生干部遭骂、挨打的现象也少了。”蓬安县龙蚕镇一位从事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村干部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