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税代征点 新华社武汉7月7日电 记者近日在湖北省大别山区采访，在农民肖安民家发现一本完整记录了13年各项负担的“家账”。从这本“家账”中可以看出，税费改革前，农民负担呈逐年加重趋势。为了交齐税费，一些农民不得不借款交税、贷款交费，农民对负担的承受能力接近临界状态。而税费改革后，农民负担大幅下降，生产热情有所回升。但卡外负担和各种涉农收费项目仍然禁而不止，农村减负工作仍任重道远。 农民感叹种不起田 肖安民是罗田县河铺镇地坪村15组人，10多年来，家里一直按3个农业人口交纳各种税费。1991年，肖安民家实际上交的各项税费仅66.65元，到了2000年，猛增到580.3元。10年之间，家里的实际负担总额净增513.65元。去年实行税费改革后，肖安民家实际交纳的税费总额减少到226.13元，今年只有179.81元。老肖感叹：过去年年喊减负年年加码，连涨了11年，现在终于开始往下降了。 肖安民家有水田1亩多。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人工、牛工、肥料、农药各项投入一年要600元，产的粮食最多卖1000多元，除去口粮，净收入微乎其微，这样重的税费农民哪里承受得起。 1991年，肖安民家上交的农业税为19.70元，到2001年，农业税也只有46.5元，最高时也没有突破52元。税费改革后，他家上交的农业税涨到102.86元。倒是特产税减了不少，原来最多要交95元，现在降到46.98元。地坪村农民肖春明、肖邦民、肖之华等反映，税费改革后，“三提五统”少了，农业税却增加了，农民种地仍无利可图。 肖安民、肖春明、肖春辉等农民反映，现在有两个问题比较突出，一是隐性负担加重，二是部门收费加重。地坪村村委会主任肖新健说，镇里核定农田产量时按每亩900多公斤，每公斤作价1.1元。可实际每亩产量只有650公斤，每公斤价格只有0.8元。按7%的税率计算，每亩多收32.9元，全村每年就要多交3万多元。 税费改革后，湖北各地特别是大别山区农民负担大幅度降低。为了维持正常运转，一些涉农收费开始抬头。罗田县地坪村严玉章开办一个小卖部，本钱不足1000元，一年上交的各项税费近2000元。英山县农民家里一辆小小的“麻木”三轮车，一年要交8项1000多元的税费。蕲春、英山等县还对农民建私房征费。今年3月开始，蕲春县进行排查清退后发现，全县向农民违规收取的各种费用达1000多万元。农民感叹：种不起田、养不起猪、做不起生意、盖不起屋。 收空的“家底”积攒难 根据肖安民的“家账”，对比罗田县农村经济管理局提供的人均纯收入，可以清楚地看出，1991年到2000年间，农民人均纯收入净增长1575元，增加了6.73倍。而同期农民负担净增513.65元，增加了8.71倍，如果减去人均纯收入中的水分，负担增长更加惊人。 地坪村毗邻大别山主峰天堂寨，全村2100多人，水田加旱地只有1340亩，由于人多地少，有相当农户没有完全摆脱贫困。2000年和2001年，地坪村分配下来的税费任务都在30万元以上，2002年税费改革后，下达的税费任务仍有14万多元。由于农民负担长期居高不下，严重制约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 地坪村村委会主任肖新健告诉记者，税费改革前，镇里每年都要求村里在6月30日前结清全年的税费。为了完成任务，只好铲谷、牵猪、贷款、叫法庭起诉。结果税费虽然收齐了，却收垮了集体积累，“收空”了农民“家底”，收坏了干群关系。 2001年，地坪村遇到特大旱灾，仅16组农民就有11亩地颗粒无收。农民的灾荒未过，镇“工作队”就开进村里清欠清收。11月6日，在胡家冲村民小组，“工作队”让胡胜朋、胡哲明等9位农民贷款5062.87元交税费。这一天，清收工作队还牵走农民胡丛思和胡正江家的小猪作价变卖。农民反映，征收税费时铲谷、拿肉、牵猪是家常便饭。 据河铺镇经管站审计，到2002年12月底，地坪村共负外债26万多元。农民反映，在责任制初期，村里还有存粮50万公斤，固定资产100多万元，存款200多万元，一个蚕桑厂，一个农科所，一个猪场，现在全卖光了。为了交税费，这两年村里先后拍卖了电锯房、油坊、茧站、仓房。由于欠债难还，村委会已被告上法庭好几次。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指出，置中央“三令五申”于不顾，违规收费，是长期以来农民负担居高不下的主要原因。税费改革前如此，税费改革后亦如此。当前农村工作中，不缺好政策，就缺不折不扣把政策落到实处的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