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农村的高利贷并不是新鲜话题。从改革开放以来，在过去的20多年里，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影响中国农村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披露的浙江温州的“抬会”，是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农村地下金融运作方式。此后，非法集资和高利贷、洗钱等等类似报道不绝于耳，中央政府打击地下钱庄，耗费了巨大的精力财力，然而收效甚微。只用“堵”的办法，没有“疏”，是不太可能根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可以这样说，在未来的几年甚至十几年里，农村非法集资和高利贷仍然是主要的融资模式，而类似郑东勇的这种悲剧将会继续上演。 在农村借贷这个有无数人表演的舞台上，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贵州农民郑东勇适成两个极端。他们两个人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但是他们都作了一件事，把钱借给急需的农民。以数千元起家的“茅于轼基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目前已经滚到了50万元之巨，惠及周围几个村庄数百户农民。贵州农民郑东勇用他的生命，写下了农民仍然把信誉看得比生命还重的挽歌。这是我们在目前农村金融混乱局面中看到的两个亮点。 这两个故事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信用和信誉仍然是我们解决农村金融问题的关键。在我们的银行普遍以“个人信用制度尚未建立”的借口，把个人借贷、小额信贷拒之门外的时候，其实也就是农民、市民对银行越来越不信任的过程，而这种不信任的累积，可能对信用社会的破坏力量更严重。互信被我们银行忽略了。社会信用的建立不是单方面的，不只是银行和金融机构对借贷者的信任，还包括借贷者、市民、农民对金融机构的信任。调查数据明白无误的告诉我们，农民对目前的农村信用社已经丧失了基本的信任。只存不贷，存易贷难，被迫无奈，农民只好选择高利贷，只好选择个人。 山西临县龙水头村的农民在他们碰到茅于轼之前，和全国农民一样，没有地方会把钱借给他们。但是他们很幸运，碰到了茅于轼。到目前为止茅于轼的基金前后放贷五百笔以上。有很少的几笔无法偿还，还是经过村民大会开会认定，才把坏帐清理。但是据说当地政府曾经试图按照贸于轼的模式在其他地方建立这样的基金会，结果是农民借钱就不还。这使国家对茅于轼的模式敬而远之。 我以为这个例子并不能说明农民不守信用，原因就在于农民积累的对某些部门的不信任。茅于轼去过那个村庄，农民们看到过他，知道他不是“大款”，是他们见到的真心实意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的人，因此即使这个基金的利息比国家规定的偏高，大家仍然甘之如饴，并且觉得如果借了这个钱不还，良心上不安。 如果拿着国家的钱去扶贫，还要摆出救世主的面孔，那么这个钱就可能被农民认为是救济款，再加上国有企业20年来借钱不还的无数例子，农民们会觉得借国家的钱可以不还。再加上工作人员的态度（很难好），农民借钱不还可能就没有良心上的不安了。这是目前小额贷款、农村信用社碰到的两难处境。 我们实事求是的说，目前农村信用社的运作模式已经与农村的现实极不适应，农村信用社的模式应该放弃了。农村的金融秩序需要重建，应该允许农民建立更小规模的基本上以自然村为单位的真正的信用社，完全由农民自主经营，自主管理，这样才能重建互信关系。也只有把互信关系建立，我们才可能解决久治不逾的农村金融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