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博士 今年上半年我国大豆进口数量为１０１５万吨，同比增长２．１倍。面对如此惊人的数字，市场上出现了关于国家要控制大豆进口的传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程国强博士接受了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的专访。 国内需求拉动大豆进口 记者：今年上半年大豆进口量达到１０１５万吨，比去年同期增长２．１倍。大豆进口问题再次引起强烈关注。您怎样看待？ 程国强：中国的大豆进口从２０００年开始受到国内的关注，但政策的分水岭是１９９６年。１９９６年之前国家有一些控制措施，１９９６年开始关税降为３％。之所以做这样的调整，是因为国内市场需求的增加：一是植物油短缺，一是饲料短缺。国内大豆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只有把门打开，让国外大豆进来。 但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大豆进口增长并不剧烈。这与当时国内加工能力不强关系很大。当时国内加工行业还是传统压榨厂，加工能力有限。这种状况一直到１９９９年，外商投资企业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市场，看上了这块大蛋糕，在沿海布局投资压榨行业。有人估计过中国新增的压榨能力，２００１年增加５０４万吨。２００２年增加２８２吨，今年是继１９９９年建厂高峰后的第二个高峰，新增加１３５６万吨。理论上计算，现在全国的压榨能力已经达到４０００－５０００万吨。 记者：但是很多人认为大量的进口影响了国内大豆产业的发展。你认为国家有必要对大豆的进口量进行限制或调控吗？ 程国强：我一直认为对有实际需求的大豆进口不应该限制。大豆是土地密集型产品，目前国内需求每年约２７００－３０００万吨，国内资源不够，目前的生产能力只在１６５０多万吨，今后通过“大豆行动计划”的扶持发展，生产能力会有所提高，但估计仍然难以满足庞大的需求，缺口部分还是得通过进口来弥补。显然，要求限制大豆进口难以行的通，这意味着有实际需求的进口不应该限制。但需要强调的是，不限制进口，并非不进行必须的质检程序。我认为对进口大豆必须实行严格的质检措施，进口大豆必须达到我国的卫生、检疫和质量标准。这是原则问题。 但是，应该高度重视目前大豆进口管理的无序问题。应尽快组建全国性大豆行业协会，统筹协调国产大豆和进口大豆供应问题。凡需进口大豆的压榨企业都应加入协会，由协会负责接受进口申报、规范企业行为、沟通市场信息和处理贸易纠纷等方面的组织协调工作。针对目前进口大豆非常态猛增的形势，要调查有关企业是否有投机、垄断和市场操纵行为，应根据国内相关法律给予坚决打击；同时也要调查国外大豆是否有倾销、补贴嫌疑，要根据ＷＴＯ规则采取反倾销、反补贴行动。 国内压榨行业 ２００５年可能完成洗牌 记者：您提到压榨能力的提升是进口大量增加的一个条件。但有人认为目前压榨能力过剩了，才导致了大豆的过量进口。 程国强：压榨能力过剩的直接市场影响，是国内压榨行业竞争的加剧，企业由过去赚取超额利润，转向只能得到微利。由此所带来的更深刻的影响，是推动行业结构调整、利益的重新分配，最终将促进行业布局的优化、整体技术水平的提升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压榨能力扩张是大豆进口增加的一个重要条件，但不是根本因素。归根到底看，是国内大豆需求的刚性增长，推动了压榨能力的快速扩张，同时也从根本上拉动了大豆进口的增加。应该相信企业是理性的，也应该相信市场的力量。我觉得大豆压榨企业老板不是傻瓜，不会把钱投到水里去。当然也要警惕一些企业的盲目投资，影响国内压榨行业的健康发展。 压榨行业市场需求的拉力非常大。我们以前吃粮食多，现在吃肉蛋奶的增多。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对于饲料的需求就越多。而且它不是纯粹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资本和技术上都有一定要求，而且要求规模效益，规模越大，效率越高。现在要防止的是垄断、对市场的操纵，今年上半年出现大豆大量进口，豆粕、豆油价格却居高不下的奇怪现象，是不是有人在垄断，在操纵市场？我们需要警惕。 我认为目前压榨行业正在经历一个大的战略调整。不同企业之间利益将重新分配，会形成新的市场格局。有的企业不可避免被淘汰掉，有的企业会进一步把蛋糕做大。从２０００年算起，我认为５年能完成洗牌，最终会形成一个合理的产业布局、市场分配和辐射。在原料上，进口和国产会有自然的分化。但目前整个产业还不是很成熟，可能有投资的盲目性，但通过调整会恢复常态。 转基因管理条例并没有限制进口 记者：国家在２００１年制定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在很多人看来，它是个限制进口的条例。 程国强：按照很多人的分析，这个条例就是限制大豆进口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２００１年的进口量应该较少，但那一年大豆进口达到近１４００万吨。可见，这个政策没起到限制作用，反而推动了投机行为，导致突击进口，比正常情况多进口３００万吨。又有人说２００２年起到作用了，进口减少了。２００２年国内市场消化这些进口大豆库存，必然会减少国外大豆的进口，加上２００２年美国大豆减产，国际市场大豆价格平均上涨２０％多，国内大连销区进口大豆价格上涨２３％，华东地区上涨２０％，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国外大豆进入国内市场。２００２年大豆进口的减少，实际上是市场的作用，与转基因政策没有直接联系。 我觉得这种批评是不恰当的，转基因条例的立足点是维护人类、环境和动植物安全，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必须的责任和义务。它会不会起到限制进口的作用？这需要做评估。我评估的结果是没有起到限制的作用。 记者：既然这样，转基因条例的实施为什么一再推迟？ 程国强：这个条例不完全是对国内产品产生影响，而很大程度上对国外产品有影响，因为实际上国内没有转基因产品商业化生产。这样一来，有关国家就要用世贸组织的规则来衡量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比如“自公布之日起执行”这一点就明显与世贸组织规则不符，应该有一个宽限期，让企业有时间适应、熟悉这一新的规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新的，欧盟对转基因的管理规则也是几经修改。我国生物技术和国外的水平差距很大，没有管理经验，这是很自然的。条例实施的推迟，本身就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记者：要求企业在产品上贴上转基因标识这项措施的效果也不理想。但国家最近加大了执法力度。这项措施会对转基因大豆造成影响吗？ 程国强：这项配套措施发布以后实施效果不好，许多企业都没有严格遵守，没有在产品标签上标识转基因原料情况。实际上这是违法的。农业部的检查，正是要看这些企业是否遵守了国家法规，如果没遵守，当然有权要求改正。转基因标识制度在欧洲、日本就执行的非常好。 目前科学家对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仍然没有定论，所以，必须给消费者以知情权和选择权。标签的作用正在于此。 标签可能会拉开转基因和非转基因大豆的价格。按照日本市场的经验，非转基因大豆的价格比转基因大豆的价格一般高５－１０％。在我国国内市场，标签可能对企业的影响不会很显著。但重要的是，它能够给消费者知情权和选择权。目前在转基因产品的安全性问题上，需要加大宣传力度，普及营养、卫生和健康知识。 许可证是正常的、必须的质量 卫生安全检验程序 记者：最近很多装船的大豆因为没拿到质检总局的转基因大豆进口检疫许可证，因而滞留港口。不少企业认为这是国家的调控措施。 程国强：自１９９６年开始，我们对大豆进口的控制措施只有一个——３％的单一关税率。２００１年推出的转基因条例，如前面所分析的，对大豆进口并没有起到限制作用。国家质检总局对国外大豆的进口采取的检测措施，仅仅是正常的、必须的质量卫生安全检验程序。 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如果要保证每批进口货物质量卫生安全符合我国标准的话，必须进行必要的检测程序。由于检测能力的问题，突然之间有这么大规模的大豆进来，一下子会检测不了。所以采取的措施就是分批领证，按计划来检测。如果不领证，只能排队等待，可能会出现一些滞留港口的情况。不合格的大豆产品当然不能允许进入国内市场。这或许是质检总局安排许可证的基本原因。 任何国家都有权做这样的检测。我们的农产品出口到其他国家受到更严格的检测，有时候几乎完全不能出口。如美国至今仍然没有对我国开放肉类产品市场。我国蔬菜水果的竞争能力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但现在蔬菜的出口只占到总量的１－３％。如果没有国外检测标准苛刻的限制，达到１０－２０％不成问题。 当然，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确实要改善服务，提高办事效率，只要符合标准的产品，就应该及时放行通关。企业可也以提出建议，推荐更好的检测方式，既能够保证质量卫生安全，又能够及时通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