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社会科学院院长　陈澍 任何事情的发展都有一个组织问题，组织得好，发展就会有序；组织不好，就会一团糟。三农问题也一样。 从组织角度说，我认为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有组织地想尽一切办法削减农村人口。这里说的农村人口，不仅指农村富余劳动力，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口。 就我们已经认识到的方式，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的解决主要应该依靠发展乡镇中小企业。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改变对农业的投资方向和方式。 我们现在对农村和农业的资金投入切块太多，过于分散。比如退耕还林，全国总共大概投入９００多亿元，分１０年到位。这期间，有关农民可以得到５至８年的口粮保证。如果５至８年内，我们通过有组织地推进城镇化建设和发展中小企业，再辅以各种形式的移民措施，尽可能地将农民相对集中，将资金统筹用好、用活，农村问题就可望解决。 但这不是在地方政府层面上可以做到的，而要从国家高度考虑。 农产品走向市场同样需要组织。这里主要指中介组织。一说到组织，有人就会联想到人民公社、大一统、计划经济，就会反感。其实农业发展离不开“计划经济”，问题在于由谁计划，如何计划。我曾在德国考察当地农场，看到了真正的“农业计划经济”，比如农民养猪。每一头猪出生时都会登记户口，建立档案。从猪的全部生长过程，一直到这头猪最终被卖到什么地方，卖给了什么人，卖时有多重等等，都有详细的跟踪记录。这些事情都是中介组织在做。甚至，中介组织还制定养猪数量分配计划，哪里能养多少头猪都是有计划的。中介组织背后是政府的配套政策支持，比如遇上天灾人祸，政府可以根据政策给予农民补贴。 再比如目前较为敏感的农村土地问题，也需要有组织地考虑解决办法： 农村土地问题中存在着一对矛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改革实践，对于解决农民基本生活保障，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解放农村生产力，稳定农村社会，都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但经济学基本常识告诉我们，规模是效率的保证。目前这种分散经营状态，显然谈不上什么规模效益。而且农民各自将农产品分散进入市场，成本过高，加上信息不对称，根本无法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如果任由大量资本进入，搞集中、规模经营，又会出现新问题——就像巴西的实践——城镇化水平很高，贫富差距也很大，各种社会矛盾突出。 所以，在农村城镇化、工业化过程中，应当让农民可以参与其中，切实得到实惠。这一点，也需要国家从战略高度统筹考虑，组织实施。（文由记者郭彦英根据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