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国一些地方农民负担出现反弹，而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通过不断深化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探索着遏制农民负担反弹的有效办法—— 三项措施保乡镇机构分流精简 本报记者　杜若原 机构精简动“手术”一条对应减负的“下降线” 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享有“中国桂花之乡”的美誉。如今，年年减负，农民们种桂花的积极性更高了。 桂花镇刘祠村一组村民刘纯淦种了两亩多责任田。过去除了要承担农业税外，还要承担特产税、三提五统、教育集资等五花八门的税费。1999年至2000年，刘纯淦家每年负担达328元，每亩负担120元。农村税费改革送来一缕春风，2002年，他们家的总负担减至142元，每亩负担52元；到今年总负担更是减至49．3元，每亩不到18元。 农村税费改革使咸安实现了户户减负。1999年，全区农民负担总额为4473．35万元，亩平119．8元，人平160．7元；今年，全区核定的农民负担总额减少到2084．19万元，亩平和人平负担分别降至56．7元和66．6元。 农民负担一降再降，原因何在？因为咸安区有一条与农民减负对应的“下降线”：精简机构，裁减冗员。从2000年春开始，咸安先后推出13项改革举措，由财政供养的机构、干部一年比一年少。2000年3月，咸安对全区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第一次“大手术”，撤并区直行政机构14个，分流2000多人，清退编外人员214人。2001年初，改革的触角又伸向乡镇，全区乡镇办由21个撤并为12个，精减党政班子成员104人、财政供养人员484人。 这场乡镇管理体制改革，使全区12个乡镇内设机构精简为党政综合、经济发展、社会发展、财政税务4个办公室；机关工作人员由774名减为341名，比核定编制减少132名，首次出现了编制富余的现象。据当地财政部门测算，近3年来，全区人员分流共节约人员经费3957万元，节约办公经费1080万元。 “五保合一”促保障“干部打工”闯市场 一系列保障分流的举措 有人说，咸安的乡镇管理体制改革，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的确，精减干部近半数，这么大的举动，却没有出现一起找领导说情或上访、闹事的现象。干部良好的心理素质从何而来？咸安区委书记宋亚平说：“五保合一”这个“减震器”和“安全网”以及选派干部到沿海打工的举措，使干部淡化了官本位思想，能冷静对待个人得失与竞争。 1999年11月，咸安区率先在湖北实施“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在全区所有用人单位，全面推行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和生育保险，从而建立一个实现了统一参保对象、统一费率、统一征缴、统一发放、统一管理“五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目前，“五保合一”已覆盖全区所有438个单位的29950余名干部职工，从根本上解决了分流干部、下岗职工、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 “五保合一”为社会稳定和改革发展构建了一个坚实的平台。2000年以来，咸安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先后有3000余名干部职工分流。乡镇农机站、农技站等“七站八所”事业单位顺利转变成社会中介组织。 有了“五保合一”的社会保障网，分流人员除每月领到210元基本生活费外，其余部分由财政或单位投入全员社会保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在社会上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全区有700多名分流人员创办了90多个实体，500多人外出经商，还有200余人从事个体经营。 2001年开始，咸安区委每年选派一批40岁以下、大专以上学历的优秀干部到沿海发达地区自谋职业，为期两年。打工佼佼者归来后都被委以重任。现在12个乡镇新当选的近半数党委委员，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打工经历。落选的干部也大多平静地接受了现实。打工干部陈茂红落选后说：“我此次落选班子成员，很多人以为我会有很重的思想包袱，其实不然。经受打工锻炼后，我知道了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则就是优胜劣汰。” 以服务农民、发展经济为第一责任 一块生机勃勃的热土 采访途中，记者遇到了贺胜桥镇党委书记李平，他刚帮几户农民栽完速生丰产林，手上满是伤痕和血泡。李平感慨地说，乡镇干部精减后，现在手头的工作比往年同期要翻了两三倍，压力也比以前增加了好多。咸安区委、区政府深刻地认识到，精简机构和精减干部，只是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迈出了一大步；而要从治本上着手，还必须下大力气转变乡镇职能，乡镇干部要以服务农民、发展经济为第一责任。 桂花镇因多野生桂花树而得名，但由于繁殖技术不过关，没有一户农民愿意大规模种植桂花，党委书记镇权引来了科技人员，制定了每种一亩桂花补助50元苗木费等优惠政策，自己带头搞了两亩桂花苗木示范基地。在干部的带动下，农民纷纷在地里种起了桂花树。今春咸安区共销售桂花苗木300多万株，收入400多万元。 过去以收粮收款为主要任务的干部如今走村串户，为农民充当了“宣传员”、“信息员”的角色。马桥镇濯港村村民潘明厚根据干部提供的信息，扦插了2万株桂花苗，今年这些树苗被客商以0．6元一株的价格全部收购，赚了1万多元。 负担的减轻，政府和干部的因势利导，使咸安农民信心倍增，外出打工者成群成群地返回故里。前不久，听说镇里要开退耕还林现场会，横沟桥镇付桥村党支部书记佘连生匆匆赶到镇里反映：“我掐算过，镇里分到村里的指标不到100亩，可听乡亲们的口气，500亩还满足不了要求。”镇委副书记黄小洪告诉记者：“现场会上，全镇4000亩退耕还林计划分解到各村，没一个村不说分少了。直到下午两点，各村的党支部书记饭都顾不上吃，还在争指标。” 采访结束，记者穿行在咸安的乡野田畴间，放眼望去：一棵棵枝繁叶茂的桂花树，一片片亭亭玉立的意杨林，一山山郁郁葱葱的楠竹……一切都充满了勃勃生机。 改革措施要配套 胡健 机构臃肿、人员膨胀，“食之者众，生之者寡”，是乡镇机构经费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过重的重要原因。要确保农村税费改革到位，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如果不同步进行乡镇机构改革和人员分流，乡镇干部要吃饭，庞大的乡镇机构要正常运转，农民负担反弹又势所必然。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正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经验。 应该说，全国许多地方推进农村税费改革的思路与咸安区相同，即在“减人、减事（机构）、减支”上做文章。但其中一些地方却又出现农民负担减轻又反弹的局面。原因就在于改革没有配套措施，流于形式。如乡镇机构人员分流只是简单的减人，结果只是分流在纸上，分流出去的人员百转千回仍由财政供养。 而咸安区在人员分流上并不是简单的减少人员，而是采取了多项配套措施。一是“转”，为干部办理“五保合一”，让有一技之长的“七站八所”工作人员无后顾之忧，敢于下海办企业，或搞科技示范点。二是“变”，将乡镇的涉农部门转变为经济服务组织，既分流了人员，又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了更直接的服务。三是“送”，让一部分干部出去打工，在发达地区锻炼本领。正是这些措施，使干部走出去比较“放心”、比较积极，消除了农民负担反弹的隐患。 咸安区的经验说明，任何一项改革不可能“单兵突进”，农村税费改革必须与机构改革、人事制度改革相配套，整体推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改革取得长久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