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宫希魁 党的十六大明确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且把“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提了出来。中国是一个地道的农业和农民大国，近１３亿人口中有９亿多居住在农村。研究和思考中国现实一切重大社会问题，必须从这一基本国情出发。制约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最大障碍，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只有善待农民，中国才有一个稳定和繁荣的未来。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以人为本。离开了对农民作为“人”的终级关怀，不从根本制度和体制上解决农民的身份歧视或社会地位问题，中国的“三农”问题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努力，就永远不会有一个令人满意的结果。 １、解放以来，我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虽然逐步有所改善，但其总体状况不容乐观。从理论和法律地位上讲，农民是全体社会成员中具有平等地位的构成部分，与工、兵、学、商、干享有同样的权利，并不低人一等。但是，农民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甚远。农民在社会结构中的实际地位处于最低层。农民的职业本来是神圣的，没有农民的劳作和辛勤耕耘，就没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消费资料，也就没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然而，鄙视农民，看不起农民职业的社会心理却根深蒂固。农民耕作了一辈子，给社会创造了大量的财富，竟然被说成是没有“工作”。而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自被一个组织正式录用那天起，就算参加了“工作”。除了农业以外的任何行业，录用人员几乎都要经过筛选，合格者才能上岗。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其素质似乎不需要有什么要求，凡是别的行业不要的人都可以干农业。 ２、现行的刚性户口管理制度，把农民牢牢地拴在土地上，使农民的迁徙自由和择业自由受到了极大限制。在严格的户口等级制中，农户处在宝塔式等级阶梯的最低层。农民要想改变自己的户口性质，变为非农户或城镇户，如没有特殊理由和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虽然有所松动，管制不那么严格了，但农民想变成一个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种极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只要祖上是农民户，就有可能世世代代延袭下去。因为在户口等级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别，比如就业、子女上学、住公房、吃补贴、使用公用设施等都大不一样。在这种户口利益分配机制的作用下，人们都企图实现户口等级的垂直方向跃迁。而为了防止各级城镇、市的人海之患，于是，一堵堵户口高墙矗立起来。尤其是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这条界线，鸿沟之深、反差之大，世人无不知晓。一个农民的子弟，如果通过考学、参军等途径，取得城镇户口，吃上商品粮，跳出了“农门”，那就是出人头地，满门生辉。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对于某些干部的处罚，往往是取消其城市户口，赶到农村去“劳动改造”。似乎这些人只配与农民为伍，可见农民社会地位之低下。总之，现行的户口制度对农民是极为不利的，把他们限制在狭小的地块上，一代一代繁衍下去，与日益发展的现代文明始终隔着一段距离。 ３、国有财产名义上是属于全民的，农民也是其所有者中的一员，理应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得到好处。可事实上，农民对国有财产没有实际占有权和支配权，从国有财产的收益中分到的好处也很有限。国家对农业的投资列项时被称为“国家财政支援农业资金”，似乎这部分钱是国家和“工人老大哥”从外部施舍给农民的，农民从来就积累不了资金。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国家在奠定工业化基础的过程中，以价格剪刀差的形式从农民那里取走了大量资金，农民为国家做出的真实贡献长期被掩盖了。到头来，农民反而成了困难户，成了被“救济”的对象，这在逻辑上实在太荒唐。农民在财产关系上的这种不平等地位，是其社会地位整体低下的重要根源。 农民社会地位的低下与农业生产地位的重要形成鲜明的反差。这就是说，社会经济结构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农业生产，却由被人看做最不重要的社会成员去完成。这种二律背反至今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须知，一个职业阶层的主体成员受歧视，这个阶层所从事的职业是不可能兴旺发达的。由于农民在不公平的环境下缺乏种田的内地动力，经常要靠外部输血打气，才能维持生产或换来短暂的繁荣。凭借这种没有健全的动力机制的农业基础，怎么能维持农业的稳定增长呢？ ４、中国农民是极易遭受外部攻击和伤害的群体，但是他们极能忍耐。对他们的利益不损害到一定程度，他们的情绪很少明显表现出来。在以往大搞政治运动的年代里，许多农民吃不饱饭，过着几乎赤贫的生活，但还虔诚地“学大寨”、“割尾巴”、“搞穷过渡”。推行农业生产承包经营责任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的商品经济观念有所增强，自主精神开始复苏。但是，农民的总体力量还是很单薄，不足以有效抵抗外来的伤害。对农民的伤害主要有：政策性伤害，如农业基建投资减少，取消或不兑现已公布的奖励政策，某些产品国家订购价格偏低等；交易性伤害，如收购农产品压价，把残次农机具、假农药、假化肥卖给农民，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超出了农民的承受能力等；行政性伤害，如有些地方政府机构的少数干部，依仗权势横行乡里，巧取豪夺，大吃大喝，乱搞摊派，严重侵害农民的合法权益。面对这些伤害，农民敢怒不敢言，顶多发发牢骚，消极怠工，不积极完成交售指标，自行调整生产结构。 ５、农民没有集体谈判能力，是造成其贫困的重要社会原因。在社会现阶段，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集团，各自能够从社会利益总量中分到多大的份额，一方面取决于各自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另一方面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程度和影响政策的能力。在这种集团性的利益角逐中，哪个集团的组织程度高，自己的劳动争取社会给予较高评价的能力强，哪个集团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大的利益。电信部门用户意见那么大，他们为了维护本集团的高工资高福利，编造各种理由混淆视听，就是不肯放弃一统天下的垄断地位。而农民兄弟就没有这两下子了。由于农民居住的分散性、生产方式的封闭性、社会交往与联系的局限性、思想观念上的保守性，他们并没有形成一个紧密的利益集团，人数众多的优势被组织程度的松散所抵消，因而表现出的群体力量十分微弱。他们在与外界组织发生关系时，只能以个人对群体的方式进行，双方力量的不对称给农民造成了极大的压抑感和自卑感。他们只能充当社会利益分配结果的被动接受者，而很少有可能以主动进取者的姿态和实力影响社会利益的分配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 ６、在一个农业大国里，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如何，是衡量这个国家政治生活开明和健全程度的重要标志。在这方面，中国有时候做得好些，有时候做得差。从中国目前情况来看，影响农民参政既有客观因素，也有主观政策方面的因素。从客观条件来讲，农村地广人稀，居住分散，交通不便，通讯不畅，农民平均文化程度低、素质差，信息传递媒介非常有限。从主观条件来讲，担负主要信息传递功能的县、乡政府及村民组织，由于自身素质的限制和利益偏好的扭曲，很难做到下情上达，客观公正。新闻、影视、文学等形式的信息载体，面对着广阔的农村空间，其触角只能伸到其中极小的部分。农民的保守观念、宗法观念、封建等级观念大大地限制了他们的眼界，在受到屈辱和侵害之后，不敢见官，缺乏披露事实真相的手段，迫不得已时只会采取旧式“告状”方式。由于存在信息传递不畅和失真的情况，农民的意愿也很难及时反映到上层机构中去。 ７、在中国，民主政治还很不完善，民主化的程度还比较低，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还要大。农民基本上是现实政治的被动接受者，而非积极参与者。比如，选村干部、选人大代表，往往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参与意识非常淡薄，对乡、村发展规划的决策，村民也很少有机会发表意见，往往由少数人说了算。对涉及国家政策的重大问题，农民就更觉得远离自己了。县、乡、村干部的选拔和任命，虽然推行了差额选举制，但由于信息传递和参与渠道不够通畅，人们对选举程序还不够熟悉，因而选民的意志事实上还难以充分表达。 农民缺少参与政治的具体组织形式。目前在中国，工人有工会，记者有记协，艺术家有文联，学生有学联，工商户有工商联，总之，各个阶层都有一个政治性的常设组织，惟独农民阶级是个例外。特别是农村实行承包制以后，家庭成了农村主要甚至惟一的生产经营单位，生产生活以及部分公共事务都通过家庭来完成。随之而来的是党团组织、民兵组织、妇代会、治保会等原有各种村级正式组织的功能弱化，而村民自治刚刚起步，村民委员会又不太健全，致使一些早已消失的消极甚至丑恶现象重现。 ８、长期以来，对农民问题的观察，大多是从城市利益偏好出发并以其为判断标准的。近一时期，在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背景下，“让农民富起来”的呼声又多了。对这一反复重提的口号，人们一般不会认为它有什么问题，可是，经过仔细琢磨就会发现，这一命题从头到脚都浸透着恩赐意识，似乎农民的富裕不是自己创造的，而是另外一些什么人赐予的。“让”你富起来，你才能富起来，不“让”你富起来，你就干瞪眼。 “让农民富起来”，与其说是在“关心”农民，倒不如说更是为了关心城里人的利益。多年来，我们没有能够跳出这样一种循环，当农业衰退，农产品供应不足，威胁到城镇居民的切身利益时，农业才被又一次重视起来。也只有在这时，才体谅到农民的苦衷，又是“休养生息”，又是“增加投入”。一旦形势好转，就又把农民丢在一边，置农民利益于不顾，直至农民不堪负担，生产积极性下降，农产品急剧减产为止。此次“增加农民收入”，“让农民富起来”的呼声又起，并不是那些有头有脸的人良心发现，真地关心起农民的生计问题，而是由于城里人生产的存货卖不出去，正在发愁而无计可施，才又一次打起了农民的主意。 ９、从城市现有秩序和利益格局出发作出的对“民工潮”的片面评价，不利于城乡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对民工的歧视意识渗透到城市生活的诸多方面，“下等人”偏见具有广泛社会基础。民工被一些城里人看做是“盲流”。在公共汽车上，本来是城里莽汉或悍妇碰了乡下人，却反过来臭骂农村人“找死”。一到清理卫生和整顿秩序的节骨眼上，便把民工聚居区视为重点清理对象，象搜查罪犯一样对待民工。一些地方政府推行“腾笼换鸟”的用工政策，把民工撵走，腾出位置安排城里人就业。面对民工的收费五花八门，随便找个什么理由，就可以罚款或收容。有的地方遣返民工，动用大量警力，不分青红皂白，塞上火车拉出本辖区了事。在很多情况下，民工做人的尊严都得不到基本保障。 中国民工潮涌动不止，虽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但正面作用始终是它的主导方面，民工为城市建设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城乡经济一体化，全国经济一体化，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迟早要实现。城乡之间只有互相融通，实现良性转换，才能共存共荣。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的转换与升级，人口的迁徙与流动，社会的分化与整合，对于一个正处于转型中的社会来说，具有客观必然性和历史进步性。 １０、农村管理体制的改进与优化，必须建立在相信农民的基础之上。发财致富，使日子过得更好，没有任何人比农民自己更关心这件事。在农民自己的事务上，政府官员并不比农民更聪明。积几十年的经验，在很多情况下，越是外部力量异常重视农业，大抓农业之时，越是农民倒霉的时候。人民公社用那么强大的政治力量去管农业，管好了吗？“文革”中派了那么多“工作组”、“军宣队”、“五七战士”去抓农业，抓好了吗？现在仍然有那么一些自以为“高明”的干部，到处指手画脚。农民本来已经播种了粮食和蔬菜，干部去了非逼着拔掉换成栽烟叶。这样横加干预能有好结果吗？时下有“逼民致富”这一说，简直是千古奇谈。有逼婚、逼债、逼命的，哪有“逼富”的。其实，农民的要求非常朴素现实，没有多少人想入非非，要一夜发财。只要给他们一个安居乐业的环境，他们自己会找到致富的手段和门路。封山育林，草木自长，民不受扰，其业自旺。汉代政治家贾谊曰：“天下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中国的县、乡政府及其官员，自己的职能如何定位，该管什么，不该管什么，应当从贾谊的精辟之论中受到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