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大学　张德元 ——与孙大午先生商榷 近日看到孙大午先生在北京大学、中国农业大学的演讲记录（摘要），简直就是“三农”讨论意识形态化的集大成之作；电视等媒体也正在对这个演讲进行跟风炒作，我越发觉得有谈谈这个问题的必要了。 孙大午先生在北大、中国农大演讲的大意是：“农民为什么穷”？那是由于政府或政府部门对农民管得太多，干部的手伸得太长，“八个大沿帽管一个破草帽”，限制了农民“自由”、“相互”劳动，“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权力和资本对农民劳动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农村不缺资金、不缺人才、不缺市场”，缺的是“自由”、“民主”；学术界已经提出的或政府正在实施的“城市化”、“结构调整”、“税费改革”等都不能解决现存的农村问题，只有把党的“一元化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变为“民主共和制”，中国共产党转变为“社会民主党”，社会主义演化为“资本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得以解决，农民也才能不穷。笔者以为，孙先生的这种评论太“革命”了。 首先，究竟农民为什么穷？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有与孙先生不同的看法。客观地说，政府行为、干部行为以及国家制度和政策确实对农民致贫有一定的“贡献”，约束政府行为和干部行为、变革和调整不合理制度与政策，应该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环节，但是，如果把农民的相对贫困完全归咎于“体制僵硬”、“政策不合理”、“政府干预过多”或“干部腐败”，那是不客观的，也是不冷静的。事实上，“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农民过多的问题；在农业总产值占GDP的比重只有15%左右的前提下，如果不能把农村剩余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除非孙先生能使农民从黄土中刨出金娃娃；否则，无论制度多么完善、政策多么合理、干部多么廉洁，如此微薄的农业剩余都不足以使农民富裕起来。道理很简单，制度和政策不能改变“僧多粥少”的现实，它只能把这既稀且少的粥在众僧间尽可能地均匀分配。“自由”可以增加农民的选择机会，但不能指望它能增加农民就业机会；“民主”可以更多地赋予农民社会经济生活的参与权，但它不能快速扩大城市的就业空间。当然，孙先生也讲了他的道理，他的道理主要包括两点：一是他的“鸡蛋故事”，另一个是“财政济贫”，这两点在学术界也有一定市场，值得分析。先看他的“鸡蛋故事”。孙先生也认为，要使农民富起来，必须使农民“有事干”，而农民就业机会少，源于政府的“管、卡、压”导致农民“创业难”；他举例说，农民如果想把生鸡蛋加工成熟鸡蛋，拿到市场上去卖，那就要接受工商、税务、卫生防疫、技术监督等部门多如牛毛的审批、检查，结果就造成“卖蛋难”，政府的“限制”使农民难以创业，农民的就业机会当然也就难以增加。那么，是否政府不“限制”，农民的就业问题就能依靠农民自主创业来解决呢？如果“卖鸡蛋”那么容易的话，孙先生恐怕就不会被称做“农民企业家”了；如果人人都能创业的话，“企业家才能”就不会在教科书中被当作一种生产要素而列为“稀缺资源”；当前中国农民中能有多少人具备创业的能力和条件呢？所以，想仅仅通过这种办法来解决中国农民的就业问题无异于痴人说梦。再来看孙先生的“财政济贫”思想，孙先生也看到了农业部门的“僧多粥少”，如果农民仅参加第一产业的内部分配，那是富不起来的；所以他希望农民能“参与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分配”，说穿了，就是要取消农业税、增加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我也赞成在时机成熟的时候取消农业税，因为在农民收入微薄的情况下，减轻农民负担是有意义的，但现在农业税的亩均负担不过60—70元左右，取消它就能使农民富裕起来吗？我也赞成增加财政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但那是基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现实背景考虑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也不可能通过长期、持续的财政转移支付来富裕农民，何况中国是个穷财政，农民又如此多，即使“财政济贫”是合理的，也是做不到的。 其次，制度和政策究竟如何变革与调整？我希望我们的变革不要“求洋”，不要太意识形态化。洋人的东西未必都是好的，未必都能符合中国国情，“民主”、“自由”是甜果，但要一口口地吃；孙先生以为，只要民主集中改为民主共和，党不再一元化领导，中国就有希望了。我对此不敢苟同，尽管我连一个“不坚定的共产党员”都不是（孙先生自称是一个不坚定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当前的改革攻坚阶段，没有什么比社会稳定更重要的了，也没有一个政党能够代替中国共产党对转型期的复杂社会进行掌握和控制，一旦政党之争引发社会动荡，改革必然失败，人民就会为“民主”交纳“高价学费”。孙先生盛赞蒋经国先生放弃国民党在台湾的一元化领导、“开放党禁”，但是，孙先生可知道，蒋先生“开放党禁”时，台湾已经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了，而台湾经济变革成功以至走向繁荣正是得益于国民党对风雨飘摇中的孤岛进行一元化领导和有效控制，试想，如果台湾在变革之前或变革之中就“开放党禁”，则“台独”之声先起，“外省人”和“本地人”对抗，台湾还能有今天吗？孙先生对正在进行的、或正在酝酿的“税费改革”、“城市化”、“结构调整”等不屑一顾，而惟独崇尚欧美社会的“文明”和“祥和”，可是，你可知道，华盛顿的“三权分立”并未能使美国一夜“文明”，那时的美国其腐败和“非秩序”较之今天的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否则你今天也看不到“西部牛仔”电影了；可能出你所料的是，当年美国人民所发动的“建立新秩序”的“革命”恰恰是从规范税收、财政制度开始的，由经济改革推动政治改革，政治改革带动社会进步，这才有了你今天看到的“文明”。经济和政治本来就是联动的，不要小看这些经济改革措施，尽管它们还很不完善，但只要运筹得当，这些经济改革措施既能“祥和”地促进政治“文明”，又能避免“暴力革命”。所以，我们今天讨论是否坚持党的领导或是否“开放党禁”，已经不再是对共产党感情如何的问题。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中国人民缺少的不是“革命”的经验，而是缺少“和平”的办法，任何借“民主”之名而进行的“革命性”煽动，都是对国家、对人民的不负责任。“三农”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复杂的程度足以使我们绷紧严肃的脸庞，恳切希望大家在讨论和研究“三农”问题时，能有一个冷静、理性的态度，不要太意识形态化，无端地从本已复杂的问题中又弄出问题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