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的发展经济学家以及关心贫困经济中农业发展的人士，至少在部分上把这些经济中农业的落后归咎于农民的落后。只是从舒尔茨著作的出版，人们才开始更多地反思这种传统观念。舒尔茨指出，只要有适当的刺激，农民可以点石成金。
     这里，适当的刺激是关键。有无刺激，以及这种刺激是否适当，取决于与农业经济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制定。如果农业发展政策被扭曲，则适当的激励也就不能存在，金子可能被弃为粪土。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要发生多种多样的互动关系。
     在经济生活中更是如此。例如，与农业经济活动有关的就有生产者、消费者、中间人和政府管理者之间的相互交往。通常，我们将这里涉及的各种经济活动参与者统称为经济当事人。每个当事人活动的出发点各不相同，他们之间的利益也不会总是一致的，因此，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一种规则统率于他们的互动行为，则冲突会发展到激烈化，人类用于生产活动的时间和精力会相应减少，社会经济增长也会相应减慢。
     所以，需要有一种人为的限制，约束人类的互动行为。制度便是应因这种需要而存在的。通俗地说，制度就是一个社会中人类交往的规则。制度既是人为约定的，又非任意地随机地产生的，还是舒尔茨教授，在经济学中提出了所谓诱致性制度创新理论。舒尔茨批评了传统经济学忽略和舍弃制度因素或把制度视为外生因素的倾向，主张把制度当作经济领域内的变量看待，即，将其看作是对经济增长运动作出反映的变量。

     制度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服务。经济增长改变着对这种服务的需求，从而产生由长期的成本收益衡量的制度供给和需求间的不平衡。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思教授，在制度变迁理论方面具有极大的影响。他指出，经济增长会使一个经济中某些原来有效的制度安排变得不再是最有效的。
     当预期新制度安排代替旧制度安排的净收益会超过制度变迁成本时，新的制度便会被创新出来。这样的一种制度创新过程，就是所谓诱致性制度创新。制度包括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正规的制度，如，人类制定的法律等，非正规的制度如约定俗成的礼仪和舆论等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它与政府行为相联系。政府本身就是制度的一种形式，而当它要履行其职能时，通常制定一系列政策要求其他当事人遵守，以便使经济活动过程符合政府意愿中的秩序。
     古人说，无规矩不可以成方圆。制度便是人类在社会和经济活动中的规矩，按照前面介绍的所谓诱致性制度的创新理论，制度都是因应人们的特定需要而被创新出来的。但是，社会中的人们并不具有一致的利益，根据利益之间的一致性和差异性，社会中的人们便形成不同的利益集团。
     可以想象，不同利益集团对于政策制定或制度形成所起的影响和作用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一种制度或政策被应用时，它在对一部分人起正面激励作用的同时，可能对另一部分人产生负面的激励效果。如果占人口少数的集团具有较大的政策影响力，从而政策有利于这个集团，则不能从该政策中得到好处的大多数人口的经济活动热情便会受到压抑，社会生产就可能减少。
     可见，制度或政策对于社会的经济绩效可以产生很大的影响。由于制度和政策对于经济增长（当然，包括农业发展）绩效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对于政策考察和分析可以被我们借鉴为解读世界农业发展中种种困惑的有力工具。
     不过，我们并不简单地根据政策是否对大多数人口有利来对之作出评价。通常，我们可以依据政策与市场经济原则的关系来对政策类型作出划分类是那些遵循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另一类是违背市场经济原则的政策。后者又可以称为扭曲的政策。
     很显然，政策的扭曲是与人为的干预有关的，而且，这种干预往往来自政府。由于经济政策总是一个政府的总体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总是在一定的整体经济发展战略背景之下，扭曲的经济政策以及扭曲的农业经济政策通常是由扭曲的经济发展战略而衍生出来的。因此，特定发展战略的性质决定着农业经济的外部政策环境、资源配置方式、组织制度框架和激励结构，从而长期发展绩效。
     研究农业发展经济和农业发展政策，特别是从经济理论的层次上研究农业政策的来龙去脉和利弊得失，不能不首先考察与之相关的经济发展战略。政策扭曲的渊源几乎与人类经济活动历史同样的悠久。而在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上系统地扭曲经济政策，也不是最近才发生的事情。
     政府推行扭曲的经济发展战略以及与这种扭曲战略相应的强调政府对经济过程的干预和对于市场机制的抑制，具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渊源。我们不妨将其叫做经济发展的政府干预信条。干预信条的精神鼻祖是16世纪至1776年亚当·斯密出版著名的《国富论》期间流行于欧洲各国的重商主义思潮。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和麦哲伦发现印度洋航线之后，欧洲各国争相向外扩张。强盛的国家经济和军事实力则是这种扩张的前提条件。所以，发展国家经济、积累国家财富，成为这一时期各国政府的努力目标。重商主义正是适应这种实际需要，从传统的经院式经济学中脱颖而出，形成一种在政策和理论上具有相对一致性的经济思想体系。
     一位早年的经济学家帕尔格雷夫对重商主义经济思潮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概括：这种思潮是“政治家引导他们时代的经济力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独立国家的努力的产物。重商主义体系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业和商业的国家。
     在这个国家里，通过权力当局的鼓励或限制，私人利益和部门利益应服从于提升国民实力和国家独立性，这个概括从两个层面上揭示了重商主义的实质。第一，反映了重商主义的功利目的性，即，帮助国家积累财富、提升国力；第二，揭示了重商主义在达到目标的政策主张上，不是着眼于借助经济当事人的利益驱动，而重在增强国家的权威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