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农业问题专家张晓山 SARS期间农民工的大规模回流，给SARS防治造成挑战。日前，有关权威专家呼吁，SARS疫情把农民工这部分边缘化、不稳定的社会群体的问题暴露无遗。为防止今后类似SARS一类的问题波及农村，从根本上解决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问题必须提上日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农业问题专家张晓山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长期以来，我们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像样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 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流动人口”达一亿两千一百多万人(平均外出时间超过半年以上者)，其中从乡村流出的八千八百四十万人，占百分之七十三，这部分人被算为城市人口，但他们的收入被计为农民的纯收入，而且是农民增收的重要因素。 张晓山说，一些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时常遇到拖欠工资、不予以签订劳动合同、达不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每天工作超过八小时被视为“正常上班”等问题。简单劳动的低工资率使农民工无法享有像样的生活条件，雇主也往往不会主动去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这次SARS危机中北京采取措施要改善建筑工地农民工的居住条件也说明了他们以前几十人拥挤一室、睡大通铺、住地下室的生活环境是何等恶劣。 为此，这位专家建议，为防止今后类似SARS一类的问题波及农村，从根本上解决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问题必须提上日程，从长远看应深化这方面的农村改革。 第一，要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待遇、改善他们的生产生活条件、逐步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纳入社会保障网络，最终做到统筹城乡经济社会的发展、建立统一的劳动市场。 张晓山说，中国城市的财政开支和公共产品的提供是以现有的城市户籍人口为依据的，外来的农民工虽然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他们无法和当地人一样，平等地享用公共服务，获得相应的社会保障。在这种现实条件下，几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的生活水平、生活条件和消费方式与城市居民仍有较大的差距，享受不到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福利和保障。一有风吹草动，遇到像SARS这样的情况，他们就会“回流”。 他同时也指出，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往往从自身的政绩出发，忽视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尽管有政策试图把进城的农民工纳入社会保障(养老、工伤、医疗)体系之中，但是在低价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下，社会保障无疑将加大农民工的劳动成本，因而地方政府从自身的利益考虑，政策同样趋向追求低成本的经济发展。为外来农民工营造一个公平的就业环境，实践起来困难重重。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推进县乡行政管理机构改革。在行政机构改革中，一定要改变重经济、轻社会发展，指标层层分解、一票否决制滥用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做法，祛除“报喜不报忧”、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政绩为先、搞“形象工程”等官僚机构的顽症。 第三，以公益事业优先为原则，逐步建立农村的公共财政体制。要建立农村的公共财政体系，保证乡镇和村有能力提供适合其规模的公共品和服务，如相关的设备和合格的专业人员等。在公共卫生、动物防疫、信息获取等重大问题上，传统的社会动员体系、行政的组织体系必须有专业化的公共服务组织体系与之相配套，比如相对独立、自上而下的卫生防疫体系、兽医官制度、专业统计队伍等。 这位专家认为，为防止SARS向农村扩散，地方各级组织“严防死守”，显示了自上而下的社会动员能力。SARS危机证明长期以来积累的地方组织资本在应对突发事件时还是能够发挥作用的。但即使查到和堵住了SARS病例，流调、隔离、观察、救治等工作则需要专业技术人员和必要的设备，行政管理体系的改革和事业单位的改革要配套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