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问题新趋向——欠发达地区农民难以“走出去”的原因 在新的背景下，从更高层次的意义上观察三农问题，着眼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如农民素质与相应的职业地位（就业）的持续提升、农民的自主创业等，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农民的生存，来解决其就业问题，应该是政府新的战略思路。 就业与创业，将逐渐取代“扶贫”，成为新世纪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新的关注点。这种从关注“生存”到关注“发展”的转折，既反映了中国在解决农村问题上的巨大进步，也同时警醒我们——这是一个新的攻关阶段，是更加困难的“攻坚”时期。在这一时期，需要解决的不仅仅是农村物质方面的贫困问题，更需要解决几十年积累、被物质问题所掩盖的农民在制度等方面对市场经济的不适应（不仅需要深化改革，而且特别需要制度创新），以及素质和现代意识不断提高的现代农民在精神、社会地位等方面不断迅速增长的发展要求问题。 振兴农业、农村，解决“留下来”农民的出路，仍然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国家要在20年内使城市化率达到58％，这就是说，要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来解决占总人口20％左右农民的“出路”问题，这意味着大多数农民在近几十年内的主要生计仍然是在农村。实际上，农民即使“进”了城，仍然有生存的问题，特别是发展的问题。进城与否，归根结底是农民（也包括政府的农民政策）如何适应市场经济，如何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提高“自力更生”能力的问题——着眼于农民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农民的生存来解决其就业问题，应该是政府新的战略思路。 实际上，农民离城市和市场很远，比看起来的距离要远得多。下述几个问题，是中国农民在向现代市场经济“闯关”过程中关键的几个方面，也是中国农民“可持续发展”的“入市（场）券”与“入城券”。 创业，以及与创业相适应的社会承认 在今年的“两会”上，叶青代表说：“目前在选全国人大代表时，24万城里人给一个代表名额，96万农民给一个。有人说，4个农村人顶1个城里人。”在各个地区，这样的问题非常普遍。在宣传、表彰、政治待遇等方面，农民、农村企业家甚至一般民营企业家，经常处于难以被“蓦然回首”发现的盲区。他们在心理上的渴望往往遭遇视而不见、熟视无睹的漠视态度，社会沟通也不畅达。先富起来的人初步实现了自己的参政权，也有自己更强烈的话语权。但是如何把这种社会力量凝聚、融会到良性的社会体系之中，仍然没有提上大多数地方的日程。在不少地方存在的村镇领导不仅垄断经济社会资源、而且垄断政治资源（如只发展除自己亲属、亲信之外的人员入党，就基本上断绝了其他人进入“村委会”的道路）现象，就是这些地方农村党的组织不能正常发展、经济难以发达的重要原因。 “畏官”成为民营企业家性格的一部分，也成为其创造财富能力充分发挥的心理障碍。像山东某市那样的当地人第一怕“穿制服的”，第二就怕“来办企业的”现象，在全国也算罕见了，但是“来办企业的”也仍然是屈居第二，何况其中大部分属于“外资”。 秦晖认为农村问题的根本解决，是“把农民当公民看”。对于他们的要求和待遇，应该一视同仁，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许多地方，即使他们经济方面的“国民待遇”，也仍然是一个问题。 “户口关”与“城市关税” 在很多城市，没有户籍，就没有获得正式工作，就没有“扎根”的机会。在“招聘广告”中随处可见这样的要求。在阻挡了城市需要的真正人才进入的同时，企业也感觉到了城市政策的局限制约。 同样作为宪法意义上中国公民的一员、在就业机会、劳动安全、工资收入、教育、医疗、保险等各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别甚大，更谈不上保障（2002年城乡低保人数比例为5∶1）。在电话安装、入网、用水用电、子女入学等一系列方面，在就业地都受到有别于当地居民特别是具有城市户籍居民的歧视待遇。甚至“外来”企业也是这样的待遇（强行要求交纳500元安装费，动辄成千上万的“借读费”，算不明白的“增容费”等）。 暂住证的收费曾经是“特区”深圳（“二线关”也算是对中国词汇的贡献）的一大收入，在许多其他城市也是一样。类似的“城市关税”，数不胜数。 入城农民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加根本的另一个方面是法律本身存在盲区，现行劳动法等并没有涵盖流动人口应该享有的一切权利。这就从本质上忽略了农民作为平等“公民”一分子的属性。 自身素质问题 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到了关注农民的生存、生活质量，而不仅仅是其就业问题的时候了。农民除了“养家糊口”，还要满足心理、社会等需求。在媒体、一般市民、政府官员中，需要强化在这方面关心农民（工）的意识，这不仅是因为上推三代则我们的出身大都比较接近，而且主要是因为中国国家和民族整体现代化这个大局的需要。 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生活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最大的是中国农民，特别是因为他们在计划经济下禁锢太久，而且“工农剪刀差”至今仍然不小，他们的资本“原始积累”太过于薄弱。欠发达地区的农民在创业资本、“信用积累”方面的情况就更加窘迫。 特别在法制、市场经济思维方面，农民亟待适应。不仅因为他们缺乏资本，因为他们的“村落”生活方式刚刚有所变化，中国社会特别是乡村人治严重而且因为对于农民而言，法律法规、经营手续等太过“现代化”、“国际接轨”，令人望而生畏，甚至对于许多政府官员来说也是如此。有时看似壁垒森严，让人无所适从，有时却稀里糊涂地办成了。 社会评价“资格”的接轨 农民不可能永远在“劳动力”市场，我们社会也不希望如此。一个人才自发成长的社会，更能够成为朝气蓬勃的社会。调查表明，农民迫切需要一个符合现代规范的资质评价标准，作为不断提高自身素质、自身地位发展的制度基础。作为“非公职人员”，其职称的评定尚未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既缺乏扶持与服务、也缺乏制度和政策基础。据某沿海开放城市有关调查显示，农村“非公职人员”评定职称的比例，远远低于城市。在许多地区近乎空白。 在一个需要现代“职称”等信号来衡量素质的市场经济社会，农民不能在社会评价“资格“上与现代体系接轨，就等于没有沟通现代经济体系的桥梁。这也是农民被排斥在现代市场经济、现代社会之外的一道“关”。而且是不可能由农民自己来解决的难关。 地区之间的接轨与统一市场 资质评定、社会保险、职业资格等等涉及农民获得就业利益方面的制度，许多地区付诸阙如，有些地区进行了一些创新。但是，地区之间的接轨与统一市场难以实现的现实，使有关规定大打折扣，阻碍农民的流动与资源的优化配置——旦流动，有关政策在新的区域可能没有效力。“诸侯经济”在学历、资历等等方面的“非关税壁垒”，仍然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阻挡人才特别是农民的进入。 缺乏组织性保证 蒙冤十余年后，农民打工是一种理性选择被肯定，“盲流”的帽子终于在世纪初被中国社会摘掉。十六大报告把人们的认识统一到“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上。这积极而明确的结论，必将为中国农民适应现代化的进程扫清许多观念和制度方面的障碍。 多年的调查研究表明，外出务工，一般都是乡亲聚堆（信息来源一半以上靠亲朋好友，只有10％来自招工队和广告），有序流动。有政府和中介组织的仍然很少——而这恰恰是一条能够通过政府提供信息、保证农民及企业利益的高效途径。陕西杨凌采取“科学家＋公司＋农户”的方式，促进了知识资本与金融资本的有机融合，有力地推动了科技产业化和农民增收。经过几年运转，科技人员和农民的观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农民们认识到知识就是财富，每年举办的农高会吸引了全国各地数万农民“赶科技集”。 实践显示，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途径，把农民组织到市场经济体系的有关链条中，使农民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农民的适应能力和利益才有可能得到保证，农村和农民的“现代化”才将臻于成功，中国“人口众多”的优势才有可能成为竞争优势。 “风险”成本大 离家外出，农民的食住行费用，寻找工作的“历险”（还不算“传销”之类的陷阱），缺乏就业地有关方面的保护（地方偏向严重），索取报酬难（2003年春节前，总理公开发表讲话要求给民工结算工资，很能说明问题的严重性）等；在两会上彭学明代表表示农民工所受不公正待遇刺痛内心；王元成代民工发问“不偷不抢警察为啥到处撵我们”；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年底开展的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中，仅在23个外来务工人员较多的省、市（区），就查处拖欠农民工工资违法案件13000余件，涉及62．6万人，追讨拖欠农民工工资达3．5亿元，针对农民工的乱收费也十分严重……农民外出的“风险投资”可谓大矣。 从各个方面来看，农民的就业与创业、生存与发展向题，也就是农民的根本问题，归根结底要解决我们国家政策与体制改革、创新的问题，解决共和国公民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平等地、不受各个领域垄断、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享受“国（公）民待遇”的问题。欠发达地区要解决发展问题，特别应该在这个方面实现“率先突破”。当然，认识至此，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也就不言自明了。 摘自：2003.6（12-15）《西部大开发》（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