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批农民离开家乡，走向陌生的城镇、工厂和矿山，融汇成队伍庞大的劳务大军。然而这支由农民工组成的劳务大军却在打工过程中，饱受了各种不公正待遇、尝尽了种种酸甜苦辣，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得不到社会应有的救助。 一些专家就此呼吁，应尽快为农民工建立相应的社会救助机制，防止他们遇到特殊困难时陷入绝望境地。 记者最近在湖北、湖南、江苏、山东等地采访了数十位四处打工为生的农民工，他们讲述了自己打工时的种种遭遇和对社会救助机制的渴望。 “饿肚皮 受闲气 盼救助” 4月的一天。在武汉，一脸倦容的肖之旺与记者对面而坐，刻意修整过的皱巴巴西服，遮不住他单薄疲惫的身躯。“睡马路、饿肚皮、遭冷眼、受闲气”，提起十多年漂泊无依的打工生涯，肖之旺备感心酸。 1994年秋天，不满17岁的肖之旺只身离开家乡湖北省罗田县肖家坳村，到湖北鄂州一家水泥厂做小工，每天工资5元钱。肖之旺说：“第一次给城里人干活，起早贪黑，尽职尽责，总想给人留个好印象。到了年关，我盘算，工钱少归少，也足够我和父亲过年用了。谁知老板翻脸不认人，把300元钱扣着一分不给。我求情告恩一整天，最后才要来10元钱。那时求天不应，入地无门。我只得含泪背起破行李包，揣着三个月苦干换来的10元钱，步行30多个小时回到家。那天正是大年三十晚上，别人家放鞭炮吃饺子，我却和父亲守着冰锅冷灶抱头痛哭了一场。” 这之后，肖之旺又跑上海、下广东，由于文化低、没技术，受尽了白眼和欺负。他说：“1996年底，我开始在武汉找活干。人家拿我们这些无依无靠的打工仔当‘冤大头’，先试用一个月，然后找个理由把你辞了。我运气差，接连被骗三四次，最后身无分文，白天饿肚子、喝冷水，晚上找屋檐、睡马路，两天吃不上一个馒头，当时想死的心都有。1997年，武汉市汉阳区一家市政公司录用我当门卫，人家看重咱，工作苦累都没什么。从那时起我不再流落街头，慢慢攒钱往家寄。可不等父亲把钱取出来，基金会、储金会就上门揽储了，有时直接在邮局就把钱截存了。后来基金会、储金会垮了，多年打工挣来的血汗钱差不多就打了水漂。这时候，我最想知道的是：谁能真正帮助我们这些打工者。” “像奴隶一样被吆来喝去”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记者冒雨走进长沙劳动力市场，灰暗的大厅里挤满了黑压压的打工者，四周弥漫着呛人的烟味、汗味、脚臭味。这些打工者头发蓬松、满脸愁云，翘首盼望着能有招工者进来，了结他们漫无目标的等待。 “现在的工作，大多工时长、工资少、环境差。”“平时干活提心吊胆，有时就是老板的出气筒。”“日常生活经常受市民的白眼，还要躲地痞，防被收容，一点安全感都没有。”“遇到扣工钱等麻烦事，讲理无用、靠法白搭。”湖南安化县冷市镇农民黄保才，澧县澧阳镇群兴村农民朱平坦，平江县大坪乡农民邓杰荣，贵州岑巩县天马镇农民景洪淼等，这样形容他们的打工生活。 湖北洪湖市永利村农民刘华云今年28岁，2000年开始在长沙做厨师，中间换了好几家饭店。手握中级厨师证，他想找一家月薪千元的酒店，但一直不如愿。做过的几家饭店月工资都是600元左右，每月还要扣100元作抵押。他说：“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切菜、备料，一直要忙到夜里十一二点。生意好时，老板大呼小叫，像‘催命鬼’。生意不好时，老板骂骂咧咧，拿你当‘出气筒’。我感到自己像奴隶一样被吆来喝去，得不到应有的尊重。特别是上街进货、进超市买东西，城里人拿鄙夷眼神看你。由于工作强度太大，去年我干了三个月就病倒了，医生说是腰肌劳损，让住院治疗，要交几千元住院费，老板将我一推了之。最后我只得强撑着回家，妈妈心痛得哭了好几天，天天给我做好吃的。可困在农村没什么活路，病一见轻，今年就又出来找事做。” 由于长期遭受不公平待遇，一些打工者对社会和政府不满情绪潜滋暗长。在长沙劳动力市场，安化县农民黄保才、澧县农民胡万福、贵州岑巩县农民景洪淼说，收容、讹诈，害得他们像难民一样，东躲西藏，没有人身安全感。黄保才被收容过两次，胡万福被收容三回，还被地痞讹过钱。去年10月，景洪淼在长沙火车站被派出所当“盲流”抓起来，后来朋友送200元钱才把他“赎”出来。 “天大的冤屈难道都得一个人撑着吗？” 举目无亲，乡音各殊，使常年在外的民工们，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煎熬。在长沙芙蓉中路财富中心工地，娄底市兴化县山溪乡兴松村农民龚国荣、怀化市麻阳县农民王平对记者感叹：“作为农民可真难。为了躲避沉重的农业负担，我们有的抛妻舍子，有的举家外迁，像野草一样在城市不择环境、艰难谋生。但我们逃得再远，也摆脱不了农民的沉重。土地像鸡肋一样，种，无利可图；让，无人敢要；荒，税费照交。孩子的学业、老人的身体、家庭防火防盗以及春耕夏种秋收，家乡总有时刻难忘的牵挂。在外吃苦受累、被欺被骗，天大的怨屈常常都得一个人撑着。” 湖南省平江县大坪乡姜源村农民邓杰荣说：“我们有事找政府部门时，常常是被推来推去，往往谁也指望不上。”去年，邓杰荣被老板扣了300元工钱，他打电话向110求救，公安局让他找劳动部门。他找到劳动部门，劳动部门说是经济纠纷，让他到法院起诉。他到了法院，法院说要起诉得先交200元诉讼费。平江县佘家村农民李明星不满地说：“国家法律不少，就是对我们来说能落实的少。现在是有钱就有法律。去年老板欠我400元钱，他还打了欠条。我去要账，他竟然把我打了一顿。我找了派出所、法院。可打官司，要交起诉费，还要法医鉴定，得拿1000多元钱，咱哪交得起？！” 由于社会紧急救助机制的缺乏，一些打工者在个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生存面临危机时，不得不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去年12月底，贵州省织金县农民陈瑞真、王华军等人在杭州市打工，由于生活无着，发展到持刀上街抢劫。王华军事后交待：“有人提议去抢劫，我听了很害怕，但是想想不去抢劫就要挨饿，就硬着头皮答应了……我们的生命本来就像垃圾一样，生不如死，不如热热闹闹干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