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后，农业产业化日益成为增加农民收入、推进农村小康建设的有效途径。但目前农业产业化发展遇到政策体制瓶颈。不少基层干部群众呼吁，理顺政策体制，为农业产业化创造良好发展环境。 扶持政策有些弱 记者采访的政府主管部门、龙头企业经营者和农民认为，政府对农业产业化的政策扶持力度小，而且现有政策集中于对重点龙头企业的扶持，对众多中小龙头企业和广大农户较少涉及。 农业产业化“供血不足”是一个突出问题。各级财政虽有用于农业产业化的贷款贴息、周转专项，但数额较小。据了解，东部几个农业大省每年都只有几千万元。这些资金分解到企业就寥寥无几了。贷款额度也严重不足。由于农产品生产的季节性强，产品相对集中上市，而农业龙头企业为保证常年加工，必须在短时间内收购足量的农产品。这就形成了农产品原料收购巨大的流动资金压力。湖北天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苗泽春抱怨说：“近年来收购资金难题一直是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公司每年油料加工能力达５０万吨，由于收购资金不足，实际收购的本地原料不足２０万吨，仅能满足５个月的生产需要。”同时，目前龙头企业的生产基地建设标准较高，投入较大，农户需要小额贷款。但因担保及手续等方面的问题，农民小额贷款难。江苏省农林厅副厅长张留芳建议，增加农贷资金，适度放宽和简化农业贷款手续，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授信额度支持。 一方面投入不足，一方面又没有形成整合投入的机制。山东、江苏等地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认为，目前体制不顺。农业产业化政策分散在各部门，协调起来很难，好办的事都插手，不好办的事都躲着走。现在实行的农业产业化联席会议制度也是无奈之举，协调一件小事，就涉及一二十个部门，要盖一二十个章。更何况有的地方连联席会议制度也没建立起来。他们建议，我国应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管理体制，对农业产业化实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管理。 技术开发滞后，是制约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又一瓶颈。由于科研投入不足，科技创新体制和机制不完善，科研成果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如我国保鲜业整体落后，农产品采后价值的损失严重。据统计，腐烂变质使２５％的已采的蔬菜、水果白白损失。一些农业专家建议，国家应建立健全农业科技创新体制，加速制定适应农业科技革命的政策，使农业科技活动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融为一体。同时，扶持培养一批农产品加工型研究机构与专业。 “组织起来”障碍多 记者采访的一些专家和实际工作者认为，提高农民和龙头企业的组织化程度，是创新产业化经营体制的核心所在，是新型产业化必须跨越的台阶，亟需突破多方面的障碍。 据介绍，专业合作组织是一种农民互助合作性质的经济组织，许多国家往往采用低税、免税或政府补贴等政策加以扶持。目前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尚处于起步阶段，合作的规模较小、层次还不高，生产经营水平也较低，尤其需要政府引导和支持。而目前国家并没有相应的扶持政策。有关人士建议，国家扶持龙头企业的政策应同样赋予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 就龙头企业而言，行业自律性差，竞相压价，自相残杀，致使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前几年我国浓缩苹果汁出口的最高价可达每吨２０００美元以上，但由于国内企业恶性竞争，目前仅为４５０美元１吨，比欧美市场平均价低１５０多美元。真空冷冻干燥食品是西方发达国家流行的高档食品，加工成本较高，利润较为丰厚。我国虽然生产时间不长，生产能力也只有３０００多吨，但已经打起了价格战。山东神大食品有限公司投产一年多的时间，利润率已比做市场调研时降了２０个百分点。总经理杨永宁无奈地说，跨国采购商都有明确的全球性战略，他手里有订单，也不会全给你，而是让你吃不饱，并分而治之，造成我们企业间互相降价的局面。我们的企业都是单打独斗，不像国外那样有行业协会协调行动，使企业形成一种整体的竞争力。 我国目前行业协会虽然也有一定数量，但官办的多，按产加销分段设置的多，而且综合协调手段和职能较弱，特别是在原料收购与产品出口两个关键环节的价格协调上，不能发挥作用。记者采访的一些龙头企业的厂长经理建议，国家应制定行业协会法，把部分政府职能分流到协会，赋予其对外谈判交涉、行业规划、价格协调等职能，还要赋予其相应的处罚手段；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打破行政界限，形成更强有力的市场主体。 经营环境有点冷 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整体上利润水平不高，但农业产业化的经营成本却居高不下，经营环境较差。一些企业以“进门容易出门难”来形容自已的处境。 所谓“进门容易”，就是一些管理服务部门“挖农”、“吃农”。据中国家禽加工企业协会调查，一些企业每吨肉鸡出口产品检验检疫费用多达８００多元。一方面是收费环节多，如销售种雏、宰杀畜禽、加工成品等环节，都要分别收取检疫费。另一方面是畜牧、质检等部门重复收费。据浙江宁波恒泰草制品有限公司反映，仅社会性开支费、教育附加费等四项收费就占到销售额的１．５％。 所谓“出门难”，就是流通环节关卡多，收费高。一些企业和农民反映，农产品本身价值不高，但过桥过路的收费标准却与工业品一样，而且收费罚款项目多而乱。虽然一些地方开通了“绿色通道”，但基本是区域性、季节性的。山东苍山县荣庆集团有一支车队向上海、南京等城市运菜。一辆货车一年的过桥过路费加罚款平均８万多元，超过汽油费。公司仅此一项一年就支出７００多万元，相当于每公斤菜增加约０．２元的成本。董事长张玉荣愤愤地说：“一些部门不是依法行政，而是违法行政，罚款很不规范。有因超载一次被罚２０００元的。我们测算了一下，公司交的罚款相当于过桥过路费的２０％左右。”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孔繁来认为，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收费公路太多，收费价格也偏高。 一些龙头企业和农民强烈呼吁，加紧治理农业产业化经营环境，清理不合理收费项目，制止乱罚款，调减收费标准，如对整车运输农产品的车辆，减半征收交通费；还可借鉴美国的经验，修建收费道路者，必须在收费道路的旁边，修建一条并行的低等级的免费道路。（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