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日前赴率先推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的安徽、江苏两省调查，发现一些地区减下来的农民负担又出现了反弹，农民反应十分强烈。 安徽：其它收费不减反增 安徽省2000年在全省推开农村税费改革，到2001年，农民负担与税改前比，人均减负近200元。农民对税费改革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可也有一些地区的农民反映，表面看田里的负担是减轻了，但其他乱收费却有增无减。负担好像个跷跷板，这头低了，那头又上去了。 2002年，宿州市墉桥区大店镇土管所向建房户收取开垦费、登记费、证书工本费三项400元，城建所收取村镇建设规划许可证办证费200元，且不开票，还随意涂改办证日期。 按规定农民办理身份证只需30元，但蒙城县辛集镇的农民说，镇派出所办身份证加快要80元。怀远县五岔镇农民反映，派出所初次办理身份证收费20元，超时罚款50元，加快收取120元。 学校乱收费仍然是农民的一大负担，几乎所有查到的农村中小学都存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超标准收费现象。安徽省怀宁县秀山中学2002年春季对初一、初二、初三学生分别收取300元、330元、510元；借读费初中每学期收取500元，收费已超过标准两到三倍。更为严重的是，有个别地方擅自出台乱收费文件，给不合理的乱收费戴上了合法的“帽子”。2001年1月潜山县教委等部门下发《关于认真做好2002年春季学期学校收费工作的紧急通知》规定，小学每个学生125元；初中一、二、三年级每生分别为225元、255元、260元。与省规定相比，小学收费高出40多元，初中高出80-100多元。 苏北：负担仍是本糊涂账 苏北地区部分县市的农民负担反弹现象也很严重。灌云县东王集乡黄杨村9组，农民负担监督卡和税费发票上所显示的收费金额严重不符，且票据极不规范，农民负担仍是一笔糊涂账。 村民杨友标的负担卡上写明：人口5人，计税面积9.19亩，正税550元，附加110元，筹资款139元，以资代劳119元，上年水费94元。按照负担卡上的要求，他家的税费负担应为1012元。而他提供给记者的缴费票据有：一事一议139元，以资代劳119元，捐助办学165.4元，水电费119.2元，加收原欠29.7元，能水94.9元，预交水费50元，7月1日卖麦扣款634.5元，累计1351.7元。去掉原欠的29.7元和作为农业成本的水电费119.2元，杨友标家的实际负担为1202.8元，这一数字比负担监督卡上的多出190.8元。 记者看到，有的收费发票上写着“河工，58元”，有的写着“生产费用104.9元”，农民也说不清这是收的什么钱；农民对“能水”一项收费更是说不清道不明，就连村干部也无法向记者说清楚。 杨友标说，按照税费改革政策，实际上我家不该承担的负担远不止250.2元。比如，“捐助办学”规定是不让收的，但村里收了我165.4元；“一事一议”是有事才能议，议成了才能收费，如果没有议成，村民不同意就不能收费。2002年我们村没办什么公益事业，却收了我家139元。 在苏北泗洪县城头乡徐莫村，村民们七嘴八舌，都说负担又高了几十元。 困难：生寡食众财政缺口 调查显示，随着农村税费改革的推进，县乡村财政收入相应减少，这一定程度上成了农民负担反弹的因素。在税费改革前，各种税费加上“三乱”收费构成了乡镇的可用财力，其中“三乱”收费占相当高的比例。这些费用除了部分用于公益事业外，大部分养着乡村干部和教师。 乡镇的“七站八所”历来是自收自支单位，税费改革前是增加农民负担的“大户”。比如，乡镇土管所原来农民建房一户可以收好几百元，有的能达到上千元。而税改后，安徽省规定农民建房只缴纳5元工本费。但县土地局又不保他们工资，他们要生存，只能再向农民伸手。 县乡财政收入锐减，教育投入不足问题越来越突出。不少学校校长怀着“一定要将学校办好”的思想，铤而走险多收费。不久前被撤消校长职务的临泉县关庙村小学潘学云很沮丧地对记者说：“学校太困难了，多收一点费只是想弥补教学经费的不足。”如何弥补财政缺口，已成为税费改革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 农民负担监督部门无权、无力查处，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导致农民负担反弹的体制因素。比如江苏灌云县沂北乡双湾村农民反映的新春河工程、204国道拓宽等多收费问题，这是县委定的，县委有关领导向上级表示，要将204国道改造成“样板工程”。但县财政没有钱，只能在农民头上打主意。而作为负责农民负担监督工作的灌云县农村工作办公室主任潘万润说，县委定下的收费项目，就算是增加农民负担，也不太好查。有的收费就算是多收了，他没有装进个人腰包，比如学校多收费还是用在学校的发展上，我能忍心去处理人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