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农民自己讲话 于建嵘做过记者和律师，后来到华中师大读法学博士，现为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博士后研究人员。1999年6月，他正沿毛泽东当年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路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写他的博士论文。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湖南衡阳县，在一个月内就发生3起农民与乡镇政府冲突事件，感到十分震惊。“这与主流媒体和学界所宣称的农村形势相去甚远。以前，我都以为冲突只是小规模的，是个别地方的个别农民闹事罢了。” 他很想知道被农民称为“减负代表”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要领着农民和乡村干部抗争？他们是怎样组织起来的？村民为何冒着风险营救他们？乡村干部是怎样平息冲突的？被打击后“减负代表”还会继续抗争吗…… 在衡阳的一天傍晚，3个农民找到于建嵘的住处。他们都是当地农民说的“减负代表”。 从这时起，于建嵘开始了对农民“减负代表”为期3年的跟踪调查。“在获取大量故事的同时，我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正是这些考察和研究，改变了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看法。” “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来见于建嵘的3个农民中，有一个人叫彭荣俊。 回忆初次见面的印象，于建嵘描述：彭荣俊是个健壮的中年男人，中等个子，着装和我们在城里街头常见的农民工无异，但无论是走路还是闲坐，他的腰总是直直的，讲话也很干脆。他烟瘾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欢烟味后，在同我谈话时，从来没吸过烟。他说自己为人正直、敢作敢为和有克制力，这些都是在部队养成的习惯。彭荣俊高中文化，1979年参军，1982年转业回乡务农。 问起他们上访的原因，彭荣俊说主要是看到农民负担过重和国家有关政策差距太大。“作为一个公民，应该为贫苦农民和党的政策说几句公道话”。 他做糖生意，要收本地芝麻，有次赶集，一个老头卖芝麻给他时，别人告诉他这个老头是“人民的大好人”，说他为农民减轻负担。彭荣俊就是从这个老人手里得到了中央和省有关农民收费项目和标准的文件。 晚上，他和爱人都看了文件。两人议论说，干部按县里规定收的钱和中央、省里的文件大不相同，“再加上我们农民的生猪税都要按人头来摊，最高每人要摊17块生猪税，把人当猪来摊钱。她很气愤，对我说，你是个退伍军人，是个男人的话，就要领农民同这些腐败分子斗。” 在一次村民小组会上，他读了中央和省有关文件。村民听了很生气，大伙说，你彭荣俊如果能向上级反映，把不合理负担降下来，我们出钱请你上访。“这事很快传开了，有不少老百姓找我，也有老党员、老干部，根据群众的要求，我找来了13个有社会经验、名声比较好、历史清白又愿意替农民说话的村民，当减负代表，基本上是每个村一个代表。 “我们先写了一份《关于减轻农民不合理负担的报告》，然后，挨门挨户让村民在报告上签名盖章，大家还出了340块钱作为上访费用。” 听说有人要上访，乡村干部找彭荣俊谈话。“那个乡干部和我是一个大家族的，辈份比我大四辈，他说，我以族里最大班辈的名义，以我现在的身份，要镇压你上访！我说，我彭荣俊一不违纪二不违法，我就要上访给你看看。我劝你凭良心干点实事，不要昧着良心坑害老百姓。他回答说，你是个聪明人，上面政策讲的是一套，下边根本做不到；现在市场上肉都要五块钱一斤，我们现在一百多块一个月，吃什么都没有……”“那次我们去了长沙，到了湖南省减负办、信访办、劳动厅、财政厅、省监察厅，有人热情接待了我们。我们搞了4颗红印回家，但到了底下就不一样了。”上访回来后他们决定向村民宣传。 “赶集的时候，我们在市场上架了高音喇叭宣读中央和省里的文件，管区干部把电停了。我们又租了台发电机，群众也出面保护我们。镇干部找我说，这样干违法，没有经过审批。我说，我宣传党的政策违了什么法？你讲法为什么乱收费。最后他们答应和谈，我们也暂不上街宣传。 “和谈那天，我定的地点在水管站，干部定在原乡政府，我们不愿意去。干部说县委也来人，我们就去了。实际上县里根本没来人。“干部将我们每人一间房分开谈，他们打了我们的代表，有人就说干部打人了。我爱人听见后，以为是我挨打了，就喊了两声，那些镇里请来的人把她打得鲜血直流，昏在地上。我出来劝，他们又把我打到沟里不能动弹。” 彭荣俊还说，后来县里把上访的人抓了20多个，捆起来挂牌示众，开万人批斗会，最后全被农民抢走了。农民没打到多少人，当场打到一个黑社会的人。农民也不怕冷，追到河边打，把他打到河里去了。那次抓了屈刚，他69岁了，被捆绑在台上，手都搞断了。他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还有的减负代表被判了刑，现在还关着…… 他们一再邀请于建嵘到他们村里走一走，向更多的村民做调查，并帮助解救被判刑的农民。于建嵘表示自己只是一个研究者，不能出面，也无能力帮助他们解救同伴。 “当他们的脚步声在黑夜中消失时，我的心若有所失，总感觉欠了这些满怀希望而来的农民兄弟什么。但是，面对中国农民的苦难，我一介书生又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呢？惟一能做的，就是用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来完成这一研究课题。” “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2003年春节前后，于建嵘再次进入衡阳县，与他同行的还有社科院的陆雷博士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中国农业大学的部分研究生。他们调查了两个多月，访问了更多的农民“减负代表”。 于建嵘说：“我原以为，他们被抓、被打、被判刑了，不会再搞减负上访了，事情应该平息了。结果我们发现，他们不仅坚持抗争，而且形成了全县性的网络组织，这究竟为什么？” 谈起上访经历，“减负代表”凌学文讲：一开始上访，都是先到乡里和县里，回来以后受到打击，然后到了市里；再次受到打击后，又到了省里，最后上到中央的。“我到衡阳市，感到没有办法，就跑长沙；长沙跑了30多次，上面也没有解决，于是跑到北京。凡是上访的人，家里人基本都受过打。但越打越是要去上访，因为政策不是我的，是党中央的，我是为了维护党的政策，我受了委屈当然不服。” 凌学文是在市政府院里砌墙时，有个市领导给了他中央有关文件看。有一次在家赶上干部来收税，他与干部起了冲突。“我说生猪税，绝对不能按人头平摊，要收就拿文件给我看，不给看就别收。我很气愤，干部竟然在下面这样骗农民！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上访了。 “我跟家里打了招呼，我去上访，家里有风吹草动就把锣拿出来，如果在紧急关头，有十多二十个人到家里来打东西，就把锣用力敲，加急敲；如果是一般的事，锣就打缓一点。我也跟邻居打了招呼，他们说，你为农民说话，如果这些人来报复的话，我们一定赶到。 “那次，政府派了12个人来家里打人时，是我小侄儿敲的锣。听到锣声，村里人都赶来，把政府的人围起来了。他们怕群众打就逃走了，吉普车也不要了。” 在“减负代表”邓仔生家，于建嵘诧异地发现，这个强壮而有头脑的农民，一家人住的却是半边倒塌、破烂不堪的房子，屋里什么都没有。“实际上，邓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干和勤快的人。他的邻里给我提供了许多证据。他的家之所以如此败落，按邓仔生自己的话来说，是‘上访败家’。” 邓仔生上访的路线也是先去乡里、县里，再到市里、省里。他讲：“如果当时乡政府把问题解决了，我们也就不动了；但乡政府不解决，我们就一路上访，上访的钱全部是自己掏。今年又走了好几次，去市里的次数比县里的多，县里去了也没用。到省里去了十多次，到北京去了一次。上访的费用一共花了七八千块钱，都是车费和复印费。钱都是借贷款，现在还欠信用社一千多块钱。” 他上访的起因是要求村务公开，村干部不肯。“他一掌打在桌子上说，看你有多狠，让你去告，你去上访去吧！我就咽不下这口气，你个小小村干部就逼农民去上访！” 他和另一个农民到了县里，找县长。“我把村里账务没公开向他交个底，他问我有哪些，我说：第一，村干部打牌打扑克做不做账，打牌吃东西做不做账？他说不能做。第二，村干部走亲戚送礼做不做账？他说那不合理。第三，在村干部手中，一张发票就是一千多两千，吃脚鱼吃狗肉，招待哪个贵客？这合不合理……”人还没回村，和他同来上访的另一个农民家就出事了。 “他老婆被人从楼上推到了地上，打得神志不清。群众说，为了上访被打成这个样子，我们必须到医院去看。当天去县里，起码有80多人，第二天又去了300多。群众听说省里有人来，就堵车，堵车了干部就会有人露面，这是群众的想法。结果堵住了桥，加上还有本地人，听说这事，都愤愤不平。” “11月‘严打’开始了，要抓我，说哪个捉到邓仔生就奖励500块钱！还吓唬老百姓，凡是去县里看人的都要罚款，都要捉住关起来，强迫参加学习班，去学习的就被关被打，还要交100块伙食费。农民没去，政府就出动车子到人家里去捉，大家怕被抓就躲到山里去睡，山里睡了好多人，老人们说，这跟当年‘躲日本’时一模一样。“我没躲在山里，而是躲在了市纪委。我每天都坐在那里，他们有事我就回避，没事了我就向他们讲下边的事，吃饭是我自己吃。看我没在家，他们就抄家，把我家里的东西全都打掉。我堂哥家也被抄了，说他支持我上访；另外还有个堂弟，被打得九死一生，口里流血……” 眼看快过年了，纪委的人劝他回家。人还没到家就被抓了，邓仔生偷跑出来，又回到市纪委。“那时刚好上班，很多人，我哭起来，我说共产党的真理在何处？到这个时候，有家都不能归！” “正月二十几，我向朋友和信用社贷款，借钱上北京，一定要告到北京去。后来，他们还是把我关起来学习10天，但你越关我，我越要反对你；中央有法律，下面就要依法办事，党内依法，群众就会依法。” 有乡干部问他：你上访花钱花精力的，值不值得？邓仔生说值。“我说，小时候赶上‘文革’没读书，上访一年胜过读三年书。他问为什么，我说，第一，以前不懂政策，不懂法律，现在学习了，就当我读三年书；第二，因为现在群众不知道政策，我能够代表群众去上访，把政策要到，传到下面来；第三，我从来没见过这些领导人，现在和这些领导人都能接洽了。”干部又说，看看你家这个烂屋，会倒的，你在家多做点事，把钱积起来建个新房不好吗？“他这也是好话，但我要坚持下去，情愿牺牲自己的利益，能够让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能够让大家日子好过一些。” 在邓仔生家里，他还这样告诉于建嵘：“开路人难，走路人容易；如果像今天这样的冰冻天气，会有露水，第一个人身上会搞湿，要吃点亏，但走过以后，第二个人就好走一些，走的人多了，路就好走了。” 经过调查，于建嵘发现，这些农民“减负代表”，年纪都在四十至五十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大都当过兵或在外打过工；也有少数党员和村组干部；上访前家庭比较富裕，在当地可算中上水平。 “自1992年始，这个县20多个乡镇的一些农民因负担过重和干部作风等问题多次上访，并逐渐形成了一支减负上访队伍，被称为‘减负代表’的有80多人。这些‘农民利益代言人’，依据中央和省政府的有关政策，组织并带领农民，对县乡两级政府制定的不符合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土政策进行各种形式的抵制。“在这些代表心目中，中央就好比全能全善的上帝，中央的政策就像句句是真理的圣经，宣传政策好比传播福音，为此受苦受难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为此流血坐牢是为真理献身的殉道。对于铁了心的减负上访代表不能以常理度之，他们追求的不是生前的幸福，而是死后的名声。他们在乎的不是上级怎么看，而是子孙后代怎么想。与普通农民相比，这些人有一个突出的心理特点，就是经常在公众场合表现出强烈的英雄主义情怀。 “村民在评价这些人时，称他们‘敢为农民说话’、‘敢打抱不平’，并说现在农村正因为有了这些懂得党和国家政策的‘减负上访代表’，乡镇干部才不敢过于嚣张，如果没有这些‘英雄好汉’，那农民根本就没有活路了。” 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成了‘掠夺性政府’，这才是认识三农问题的关键 采访中，我问于建嵘：现在税费改革，农民负担减轻了，应该好些了吧？ 他答：“就我调查的情况看，虽然今年农民的税费负担较之往年均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减轻，但农民的不满，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因为费改税政策的明晰性和更强的量化性，农民看到的是政策与执行之间更大的反差，因而，对县乡政府也更加不满。” 在下边，农民告诉他：“税费改革，轻是轻了一点，但是摊分不合理，还是没有按政策办，还是在乱搞。”“虚增田亩数，标准产量过高，群众无法承受。”“税费改革关门算账，群众不知道。上级检查税费改革，基层干部请客，向上级汇报，成绩显著，验收合格，但老百姓倒霉。”“如果真按上面政策收，我们还是愿意出。但当官的自己带头违法，他们的亲戚朋友都不出。” 农民在评价乡镇干部工作时说，他们就是“要钱要命”（收税和计划生育）。“天天吃到这里，喝到那里，应付上级检查。平时连个人影儿也见不到，一收钱都来了。” “计划生育本来是国策，可你不想生，干部还要你生哩，搞钱嘛，这是放水成灾，把计划生育当成了市场买卖。崽还没生下，就要别人交500元押金。”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把农民的心一天一天搞得和他们势不两立，才引起农民上访。” 邓仔生曾问过乡长：为什么现在干部和群众越来越疏远，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他答就是为钱，没人办事。 “我们乡政府有100多干部，全乡总共才21000多人，差不多200个人养一个乡干部。农民是水，干部是鱼，应该是鱼水关系，可现在鱼要离开水，水要离开鱼。历史上有话说，水可以翻船，船却翻不了水。随你多大的船，水也可以翻了你啊。”邓仔生说。 于建嵘的观点是：“乡镇干部与农民的冲突，绝不是几个农民上访闹事的问题，其中有更深层的原因，这是体制性冲突。 “一个乡镇，如果没有其他财政来源，那么乡镇政府只有从农民手里收钱，收上钱才有工资发，收不上钱就没有工资发，乡镇政府与农民的关系成了‘要和不给’的关系。某些乡镇将政府权力私有化，把权力变成掠夺社会财富的一种手段，成了‘掠夺性政府’，这才是认识三农问题的关键。” 他认为：如果这种体制不改变，这种矛盾就不会根本解决。“乡村干部迫于各种压力和出于自己的利益对农民暴力相向，让不少农民扬言与干部誓不两立，你死我活。这是他们双方的不幸，更是国家的不幸。” 于建嵘说：“在衡阳县，我看到了许多流泪的场面。农民在讲述他们受的冤屈时痛哭失声；减负上访代表为自己受到政府不公正对待和得到农民舍身营救与精心照顾而泪流满面；乡镇干部为因为领不到工资而不得不让独生女远行打工而哽咽难言。应该说，流泪的农民和流泪的乡镇干部，都是不合理的干部管理体制的受害者，而这不合理的体制又把两个受害者变成了冤家对头。” 于建嵘也问过农民，现在搞村民自治，既然对村干部不满，你们也可以参加竞选呵？ 凌学文就说：“在下边按票数我是第一，可是选上了，他们也不让我当呵。镇里的人就说，如果让凌学文在村里当干部，不但我们搞不到钱，反而还要找钱给他呢。” 还有村民讲：“群众选上去是没用的，我们组的群众干脆弃权不选，大家说不要干部。” 可总是上访，也不是办法，“减负代表”们也想到这个问题。 “上访终究是一件吃苦的事情，而且上访花钱。我家里做豆腐、喂猪和收谷的钱，被我到省里走一趟就花掉了。”“到了上面，最多也就给你搞个条子。今天这个问题解决了，明天那个问题又来了。今天这个当官的被搞掉了，如果明天又来个贪官，比现在的干部更坏，那又怎么办呢？”“是不是应该找个和政府机构协调的办法，就是说政府做什么事情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和他们商谈，不走上访这条老路了。”“有事可与干部互相协谈。该交的就要交，不该交的就不能交，不能影响社会的稳定。这样上访起风波，政府也麻烦，群众也不安宁。” “所以，农民要成立组织才能解决根本矛盾。上级干部没有谁自己是农民，没有人为农民来说话。”“村委会成了政府部门，农民有一个组织，就可以一级一级把情况反映上去。” “这个组织的干部，干得好，可以让你多当几年；干得不好，农民有权罢免你。现在村委会就是没有这样搞，交头接耳，拉帮结派，没有通过群众。” “让农民自己管农民。当得不好就只当这一届，第二年另选。由农民自己推选自己的干部，不要上级委任。” “大家和小家是一样的，家庭搞得好，你可以常任家主；当不好，儿子可以任家主，父亲可以退休。农民自己的组织也是一样。还要反腐，干部有多少工资，是否脱离群众，每年的行情往费开支多大，抽的是什么样的烟，财产是从哪里来的。通过农民组织，让农民觉悟起来，自动去监督他们。”“推荐上去的人要没有私心。有私心的人，什么事情都干不好。工作上一切都要帮助农民，要想着农民的事，要有这样的人才能领导农民致富。现在农民也要开拓经济市场，要打入经济市场，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要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了，再组织农民把东西推出去，这样才有钱。” “第一，我们不能到群众中去派钱，第二，有的人家里富裕，可以捐出一些钱。选出的人保管这些钱，账目要公布，不能到自己口袋里去。大家都这样做，农会就可以办得好。” “农民有了自己说话的地方，就没人去上访了。你合情合理，没有乱摊乱派，如果我不给你，只能靠思想工作去做好；农民自己宣传起来，十个人有八个人思想能通，另外两个也就通了。通过这样的渠道，一要国家，二要私人。” 于建嵘说，事实是，农民减负组织已开始从村、乡镇走向全县联合，农民把这个横向联合过程称为“联网”。这是农民由直接对抗，转向与县乡政府有组织协商对话方向发展的重要表现。“减负代表”们提出： 其一，农民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的政策，团结全体农民，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扶贫帮困，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共同致富；维护社会稳定，清除社会黑恶势力。其二，在组织形式上，各个乡镇成立基层农民协会，全县成立统一的协调机构。 于建嵘又担忧地说：最好的控制方法就是给它一个合法的渠道。但是目前，县乡政府对农民自发组织的活动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即对农民的合理要求不予理睬，对进行各种活动的农民自发组织也就不能进行正常的管理。“如果农民的合法权益长期遭受侵害和减负上访代表的正当要求得不到满足，他们也就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激进主义观点，进而发展成为反体制的力量。” “我们要重新认识农民，了解农民，让农民自己讲话” 前不久，于建嵘的论文《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公开发表。他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讲座。作为学术探讨，他提出：应该允许农民成立农会，它可以是个社会整合组织，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有个博士问：“农会要是被坏人利用了怎么办？”于建嵘说自己当时心里一阵悲哀。“我们的学者有这种心理，老是觉得自己比农民高明，可中国的农村改革，有哪一样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中国学者最大的毛病是想当然，待在书房里假想一些问题。 “一个合法的、规范性的组织，它怎么会被利用？现在的农民，已不是过去的农民，所谓的小农。我们要重新认识农民，了解农民，让农民自己讲话。事实上，农民一直在讲，他们讲的，比自觉为农民利益说话的知识分子讲得更精彩、更深刻。 “我注意到，在关于农村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几乎无例外地断言这些事件的组织者‘别有用心’。这种阴谋论的看法过于简单化，与事实不符，掩盖了事态的严重性和政治性，会误导决策。 “我认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农民，更没有理由害怕和防范农民。党和政府必须严加防范的是那些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封锁农民心声、民意，为追求个人升迁不惜牺牲国家和人民长远利益的地方党政领导；是那些推诿责任、不关心农民疾苦、麻木不仁的官僚；是那些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无视农民抗争、甚至以阴谋论解释农民抗争、为一己私利不惜误国误民的所谓农民政治研究者。 “根据这些年在农村的所见所闻，我形成了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半个多世纪的共产党领导使广大农民对党中央有坚定的信任，多年的革命宣传已经使人民当家作主的公民权利观念深入人心，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给了农民一定的经济自主权，文化教育的发展使农民有了作出独立政治判断的能力，现代化的通讯和宣传为农民提供了获取党中央政策信息的渠道。这一切都决定了党和国家不可能再以命令主义的方式管理农民。与时俱进是中国共产党长盛不衰的生命线，在政治上重新认识农民、信任农民、承认和尊重农民作为政治人的公民权利、与广大农民开展协商对话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趋势。” 对于建嵘搞的这个课题研究，有人为他担心，认为他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自己也有政治风险。 于建嵘回答这个问题时有些激动，他说：“国家养了我们这帮人到底干什么用？我认为，作为一个学者，发现问题并探索解决的办法是我们的社会责任，这样要比歌功颂德更有意义。” “就说非典吧，假如年初，当广东、湖南发生抢购板兰根和食品时，就给予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的话，怎会发展到后来这种地步。中国社会需要完整的预警机制，出了事再重视，代价太大了。为此，需要坚定地改革现在的政治体制。” 谈起自己这几年的心境，于建嵘坦言：是由最初的震惊，到如今的担忧。 “天下可忧在民穷，天下可畏在民怨。少数农民从对基层干部施政行为的怨恨，发展到对体制的不满情绪，应该是一个十分清楚的政治信号。如果执政者不能清楚地理解这个信号，将产生的政治后果则是可以预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