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应当是有限的。在涉及到村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时，村民委员会不能参与其中，更不能代替村民处分重大事项的权利。 农村问题是中国的基本问题之一。要解决农村问题，必须建立能够代表农民利益的组织。这是学术界的共识。 考察目前中国农村一些地区的组织结构，存在以下几种：一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层组织的残留。依照现行的宪法和法律，这类组织已经不复存在，但其组织残留及其培养的组织关系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二是在传统的宗族势力下建立起来的自治组织，这类组织以家族为纽带，在一个自然区域或较小范围的行政区域内影响着村民的日常生活。三是依靠现代法制建立起来的新型的自治组织。这三类组织结构在农村地区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农村社会系统。目前，人们试图通过强调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的合法性，来达到组织村民参加社会活动的目的。但现在来看效果并不是很理想。 依照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现在的村民委员会是代表村民行使农村自治权利的基本表现形式。但是，由于在一些经济落后地区，一些村民错误地认为村民委员会还是传统意义上的“大队”和“小队”，是政府为实施行政管理而设置的机构，因此，他们对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主动参选村民委员会缺乏积极性。一些地方乡镇政府不合法的操作，更加重了村民的疑虑，使得这些地区的村委会选举流于形式。在一些发达地区，由于村民看到了村委会在决策过程中的巨大权利，因此又借重传统的宗族势力，暗地里操纵选举，使得村委会难以从根本上成为代表当地大多数村民利益的自治组织。 可以说，在现行的行政结构与传统宗族势力的双重挤压下，不少村民委员会面临着无法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学者提出，在农村打破原有的宗族结构，限制或剥夺少数富裕农民的权利，建立真正为农民说话的农会组织。 这是带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式的制度设计。从表面上看，农会组织能够代表农村多数农民的利益。但在现有的文化传统下，农会有可能会异化为第二个村民委员会，在运行的过程中仍有可能被少数宗族势力操纵。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办法不是以新的组织取代旧的组织，不是离开现行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另立新的农村自治机构，而是从更深层次考察村民利益得不到切实保障的原因。 在中国农村，行政权力的不受节制已经成为常态。不少村民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地方政府的征收税费的组织。因此，解决的办法是，一方面，通过宪法和法律从根本上强化农民的权利，与此同时，减少地方行政机构设置，为村民委员会行使自己的权利提供宽松的政治空间。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地方传统宗族势力的约束，应该适当缩小村民委员会的权利，让农民有更多自主行使基本权利的空间。 许多人一谈到农村自治问题，都强调加强村民委员会的作用。这是一种误解。村民的权利从根本上还是要依靠村民自己来行使。如果赋予村民委员会这一自治组织太多的权利，必然会损害村民的利益。作为一种民意的表达和执行机构，当前的村民委员会权利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在许多方面，村民委员会成了村民之上的一个准行政机构。这是制度设计者当初没有注意到的问题。村民委员会的权利应当是有限的。在涉及到村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时，村民委员会不能参与其中，更不能代替村民处分重大事项的权利。例如，我国实行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从制度设计上看，土地归全体村民所有，但在具体操作中，土地的征用与补偿实际上控制在村民委员会手中。单纯从权利的配置上来看，似乎村民委员会可以代替村民行使对土地的处分权利，但是，制度的设计者没有考虑到村民的个体差异，没有考虑到村民委员会在决策中可能会出现的代理人失职问题，也没有考虑到代理人的代理成本问题。因此，在农村土地的征用与补偿问题上出现了许多纠纷。依照我国现行的诉讼体制，村民委员会不是行政机构，因此，村民无法通过行政诉讼救济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在一些地方，由于村民委员会与征地单位之间合同齐备，因此当村民提起民事诉讼时，法院也不予受理。已经受理的，一些法院也驳回了村民的起诉。由于村民委员会的权利过于膨胀，导致村民最基本的权利在一些时候无法得到保障。因此，在今后的村民委员会制度改造中，应当考虑限制村委会的权利，而不是扩大村委会的权利。(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