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在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结出来，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应该着眼于社会公平，可以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深层次制度性原因，其代价是长远发展的停滞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存在的问题 我国目前农村人口为9．35亿，占总人口的73％，“三农”问题的产生既有体制上的问题，也有基层干部的作风问题，这两个问题归结出来，就是农民的权利得不到尊重。应该着眼于社会公平，可以说，城市偏向的国民收入分配制度是农民负担沉重的深层次制度性原因，其代价是长远发展的停滞以及城乡之间的社会经济鸿沟。 当前我国农村的消费水平与投资水平均大大低于城市，也是我国总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并最终形成对城市经济发展的瓶颈。这几年国家财政大幅度增长，但农业的支出占财政的比重却呈下降的趋势。从深层次上说，我国五级政府行政架构中，越低级的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职能越沉重。世界银行在2002年提供的一份报告指出，“县乡两级政府承担70％的预算内教育支出和55％--60％的医疗支出，地级市和县级市负责所有的失业、养老保险和救济。”虽然收费与收税都是政府的收入来源，但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由于缺乏与地方分权相配套的完善的分税制，各级政府在责权利方面不对称，部门利益的膨胀、片面追求所谓的“政绩”，再加上庞大的公共支出的需求压力，一旦创收成为基层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就会把创收变成目的，千方百计使它最大化。 对策思考 中国10多亿人口的吃饭问题终究要靠自己来解决，我们必须要建立自己的粮食安全体系。当前，一方面要有效利用世贸组织的保障措施机制，限制主要敏感农产品的过度进口，大力支持国家粮棉储备体系建设，切实做好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的余粮。另一方面要加大力度精减政府层次，逐步通过撤乡并镇使其职能更加合理化，提高办事效率，否则，农民“减负”就不能从根本上得以解决。无论从减轻农民负担，还是发挥比较优势增强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促进农业结构调整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我们除了取消农业特产税，还应根据各地的承受程度逐步降低农业税率，最好的办法是对农民的农业经营免除一切税收并保持长期不变，这样在操作上不增加任何成本，补贴效率为100％。从深层次上说，土地对农民而言，其主要功能是“安身立命”，世界上没有哪种经济学认为社保资料应该纳税。减负绝不是少拿多拿几个钱的问题，关键是要持久地调动农民的积极性，进一步解放和发展农村的生产力。 我国是一个不具农业优势的国家，由于数百年来我国人口对耕地已经产生持续压力，要想富裕农民必须首先减少农民，使他们由农产品的供给者变成农产品的需求者。世界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工业化最基本也是最有意义的变化是“人的变化”，即众多从事农业的劳动者转移到非农产业中来，从而在有限的土地资源和技术条件下快速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因此，今后我国工业化的发展趋势必须走出“以产出增长为中心”，向以“就业增长为中心”转变，要更多地着眼于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我国的大城市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来加快和推动城镇化进程和提高城镇化质量。从农村主导的社会转向城市主导的社会，最根本的措施就是消除城乡居民两种身份制度和两种就业待遇的不平等的问题，最终实现户口的自由迁徙。我们必须把农村普及9年义务教育当作一件直接与中华民族的复兴紧密相联系的伟大事业来抓，把农村中小学基础设施纳入中央投资范围。 当前国际农产品的竞争越来越注重质量和品牌，我国半个世纪以来和国外200多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农业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的道路。因此，按照比较优势的原则，我们必须通过东中西部的合理分工，让农业在最适宜的条件下发展区域化和专业化生产，积极培育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出口创汇农业，使“小农”逐步转变为“大农”。农业产业化的表现形式是农业企业化，只有农民成为一个追求利润、按市场需求生产的经营主体，不断提升其就业技能，才能真正促进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