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我们现在缺少的是行之有效的政策。行之有效的政策来源于正确的理论。而正确的理论来源于生活在基层的理论工作者的有感而作。现在的情况是，县乡基层很少有理论工作者，一些来自高层的理论工作者之手的三农理论无法形成行之有效的政策。严格讲，理论工作者都应该是生活在基层或工作在第一线的，尤其是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高层是不需要有理论工作者的，处在高层的应该是政策制定者或决策者。政策制定者也即决策者，必须重视基层理论工作者的理论。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是，政策制定者只重视高层的理论工作者的所谓的理论，甚至只重视国外的理论，从而，有一些政策在基层无法落实，造成无头无续的反反复复的试验。更可怕的是，各地方政府根据不切实际的来自高层的三农理论而制定各行其是的政策。我认为，政策一定要由上层来定，理论一定要由下面来搞。 所以，我提出，大学科研人员不要再去研究自己不熟悉的三农问题。国家级社科研究所的科研人员或者到基层去工作或者来自基层，不要搞什么理论性的研究，应该根据基层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或自己在基层研究的理论来制定一些政策，应该成为政策制定者。实际上，大学也是基层，是第一线，在大学第一线的理论工作者应该研究大学教育或教学问题。比如，现在的教育产业化问题在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可行吗？大学研究机构的理论工作者身边有那么多的贫困学生，为什么不来研究研究这个问题呢？大学第一线的科研人员需要研究的是我国的教育问题和学校的教学问题。还比如，我国现在的教育方针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办学理念和办学模式？谁来研究这些问题？只能是学校第一线的理论工作者。教育部要有教育政策研究机构，根据来自第一线理论工作者的理论来研究制定我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方针。 农民真的很苦，农村真的很穷，农业真的很危险。强烈呼吁：大学里的教师们反思一下我们的教育产业化！国家社科研究人员注重一下学校企业化行为！我们要警惕各地国办学校的企业化，以及企业投资兼并学校问题。前一时期的改革，国有企业所办学校才刚刚被推向社会，现在又来了个提倡私有企业办学校。国有企业不能办学校，是不是私有企业就一定能办学校呢？学校企业化，企业学校化，能科教兴国？我认为是不能的。我们的政府要鼓励国内投资者投资高科技领域，而不能鼓动他们投资我们的基础教育。否则，必然既耽误我们国家的教育，又耽误我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国家财政要用在基础教育上，社会资本要投资在高科技上，这是基本的政策取向，不能搞反了。我认为，农民苦农村穷农业危险主要地是我国的教育产业化导致的。从幼儿园，……到大学，直到研究生教育，我们的收费而且要全额收费的政策需要作认真地反思和检讨。 国家级的研究机构，比如国务院农村政策研究中心或城市政策研究中心，还有教育部门科研机构，比如各大学的科研机构，任务不是搞什么理论性的研究，而是搞政策性研究，包括科研政策及科研基金政策的制定和实施。科研机构在理论性研究方面要善于放权，让第一线的科研人员去搞。道理我们都明白，理论来自于实践，任何理论（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可能也不会出自科研机构。科研机构应该成为管理科研的机构，而不应该是科研的垄断组织。科研项目和科研基金一定不要成为研究机构人员的专利和福利性待遇。科研项目和科研基金要落实到第一线的理论研究人员。否则，来自科研机构的经院式的理论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意义的。比如这几年的三农问题研究，来自高层学者和专家的三农理论几乎没有什么实际可操作性，与实践是矛盾的。这几年农村实行的是费改税，很可能明几年农村又要进行税改费。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是有这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