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遭遇非典事件，今年上半年依然有九千多万农民工外出务工，预计今年这部分人口将突破一亿”，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张红宇今天在此间召开的中国农民权益保护国际研讨会上披露了这样一个数字：“这在国际上都是一个独特的经济人口流动现象。” 刚刚从安徽、四川农村调研人口流动问题归来，张红宇的演讲明显透露着对草根阶层生存状态的关注。 他介绍说：二00二年，中国有九千四百万农民工流向城市，这个群体五年来以每年五百万左右的数字增长。调查显示：全国农民收入百分之十七来自劳务收入。劳务输出大省安徽和四川，这个比例高达百分之三十，而农民收入增长的百分之四十一点八依靠外出务工，外出务工已经成为许多地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张近期的调研显示农民外出务工已呈现几个特点：一是百分之九十四农民工进城后实现了就业；二是百分之四十农民工经过了初步技能培训，已经拥有一技之长；三是农民工举家外迁的现象明显上升，子女教育问题已经突出。 农民工进城之后状况如何？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去年以来曾两次召集建筑、餐饮行业的农民工进行调查。 张分析说，目前农民工进城遇到的难题主要包括：拖欠工资问题突出，尤其在以买方市场为特色的建筑行业；劳务市场中介服务太多，虚假信息太多，就业成本太高；福利待遇普遍较差；劳动合同不对等，农民工处于劣势；城市用工限制太多，就业门槛高；举家搬迁的农民工家庭，子女难以进入城市正规学校，遭遇教育困境；人身权利得不到根本保障，享受不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常常被另类处置。 张还提及了一个制度困境：面对一亿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目前国内尚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协调，而是由农业部、公安部、劳动部等多头管理，事实上难以整体协调。他的建议是：设立一个机构对流动人口进行专门管理；建立透明的劳务信息披露制度；为流动人口提供基本劳动技能培训；设立专门的流动人口维权机构，进行必要的法律救助。 张红宇认为：长远来看，进城的农民最终如何成为市民，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应当建立良好的制度管道，推进中国特色的城市化进程。(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