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店乃至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带来这样一个悖论：实践检验是正确的，而逻辑验证却很难。它们能否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方法，那就是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续两代以上，否则，还是一种“能人经济”，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只在特定环境下有效。 以一个行政村的单位来说，江苏无锡江阴市的华西村和河南漯河市临颍县的南街村称 得上中华第一，这一南一北两个名村实际上是两个“名人”，准确地说是两个“名农民”——吴仁宝和王宏斌。他们与徐文荣一样，“公”或“共”是最大的共同点——共同富裕，大家幸福。他们都有为父老乡亲谋福利的宏愿，都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浪漫色彩，身上都洋溢着强烈的人格魅力。而他们走的路又各不相同，解剖徐、吴、王三人的成长“基因”，可以观察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与政治环境、集体经济与社区能人之间的逻辑关系。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可以支持现实生产力的发展；企业可以办社会办文化；政企合一却效率很高；“消灭个人”的集体产权模式却能激发个人积极性。中国农民、中国企业的创造，跟国际惯例、市场规律完全不同，也许这些成功个案没有推广价值，但这些经历了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家标本，可以解剖出极有价值的信息——为什么这些“不符市场经济规律”的企业能够成功，在中国，到底什么样的企业“身份”最合国情，跨国公司进入中国，它们首先要服什么水土？ 与徐文荣不同的是，南街村和华西村都是政企合一体制，核心人物同时担任村党委和企业集团一把手。 南街村民喊他们的领头人王宏斌为“班长”；华西村百姓则称呼其当家人吴仁宝为“老书记”。 身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的王宏斌头上，还有一个中共临颍县委副书记的荣衔。王宏斌还是全国优秀乡镇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 而1928年出生的吴仁宝具有传奇色彩，吴担任华西村党委书记长达40年之久，在华西村享有绝对权威。美国出版的《重新发现中国》一书中称：“华西村是中国的新加坡，吴仁宝是华西的李光耀。” 吴仁宝曾任江阴县委书记，当选为中共十大、十一大代表。1978年开始，中国农村经济体制发生转变，华西也受到冷落，1980年已担任江苏省委委员的县委书记吴仁宝在江阴县机关选举县党代表中落选，吴仁宝再次回到华西村当书记。此前的吴仁宝已经一起一落。1954年，26岁的吴仁宝由村长被提升为乡财粮委员，1957年下放回村，先后被选举为高级社、大队党支部书记。1961年起任华西大队党支部书记。 南街村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是中原大地“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华西村也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 在南街村村委会大院对面的楼顶墙壁上，写着这样一句话：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配，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最后是属于傻子的。 毛泽东在南街村仍然是“神”。1984年他们掀起了三大活动：大学毛著、大学雷锋、大唱革命歌曲。南街的举措中有一条是家家备有毛泽东选集，人人手中发送“老五篇”，新招职工的条件之一是要会背“老三篇”。南街村的举措中还有一种“斗私会”，南街村党委的核心人物“班长”王宏斌、“副班长”郭全忠都曾带头在大会上做过触及灵魂的“斗私”，在全村引起震动。 而在华西，与南街的浓烈政治氛围刚好相反，吴仁宝强调人性化的理解。社会主义被赋予了新的、特殊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立了自己的土标准。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幸福？吴仁宝说，我们有三条标准，生活富裕、精神愉快、身体健康。 华西村教育村民的方法也不是南街村的政治手段，而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村子里建桃园三结义雕像、24孝亭的时候，有人批评吴仁宝是旧思想。吴仁宝的本意是让大家要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华西村有一个规定，凡老人家满100岁，村里按子孙人数每人1万元人民币奖励老人。2001年就有一个老人家得了37万元。 南街从1996年起，斥资数千万元，建起了20多栋高档次的高层公寓式住宅楼。如今全村800多户村民和全体教职工都已迁入新居。每户是三室一厅，92平方米(使用面积)，内有公家配给的高级床、沙发、衣柜、桌椅书架、工艺品架，还有彩电、冰箱、洗衣机、液化气灶、中央空调(双制：制冷、制热)、24小时供应热温泉水……有人形容，“户户都是厅局级标准(面积)、省部级装备(中央空调等)”。关键是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平等的。 南街人的生活消费品大部分是集体供给的，油、盐、酱、醋、酒，鸡、鸭、鱼、肉、蛋，样样齐全。粮食每人每月40斤，月月有余，可以存在集体。家用电器、水、电、粮油等由村里统一配给，孩子入托、上学等教育费用也完全由村里负担，在外地上大学的学生学杂费、住宿费，包括每月的300元生活费等全部由村中负担。村民的文化娱乐、医疗、保险、统筹提留等费用也由村里承担。社会治安状况良好，村民无一家安装防盗门窗。 华西村的经济实力更强，380户家家住上了400—500多平方米、水电气全通的别墅楼；资产最少的人家也有100多万元；存款最少的人家有20多万元，存款最多的人家有2000多万元。华西既没有贫困户，也没有暴发户，家家都是富裕户。 在南街集体企业的管理上，坚持“集体承包”，不搞个人承包制。 这种承包制之所以有效率，关键是与“政治挂帅”的制度环境匹配。因为个人的生产、生活资料都掌握在“集体”手里，各集体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必须在精神、动机上对村集体效忠。否则，其个人的基本生存条件会受到影响。 吴仁宝认为，华西村成功的原因就是实事求是，自己走自己的路。他特别强调，不能光听领导的，特别是当一阵风刮来时，不能随风倒、跟风转，不能领导说干什么就干什么，要牢牢掌握住自主权。他说，我们华西能有一点发展，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坚持一手抓同党中央保持一致，一手抓同人民群众保持一致。江总书记到华西时，我向他汇报华西的“两手抓”后，一位陪同的领导提醒说，还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说，我已经讲了“两只手”再讲就成“三只手”了。 对于这两个中华名村的前景，两位当家人都心中有数。一位外地来的官员问王宏斌，若是哪天你突然出车祸“死”了，你推断南街村的道路还能不能走下去?对这个问题，王宏斌没有正面回答。 华西作为中国首富村，其经验有没有推广意义？作为中国小康村研究会会长，吴仁宝的观点是，首富村、小康村的主要价值，在于大家明白农村为什么穷？怎样富？而不是机械地推广克隆。 华西村、南街村能否视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模式、新版本。实际上有一个很简单的鉴别方法，那就是华西村、南街村的成功能否延续两代以上，否则，还是一种“能人经济”，一种不同于西方人的东方人特有的人际结合方式，只在特定环境下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