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让我们经历了中国社会近几十年来没有经历过的一种灾变，我们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在SARS肆虐的时候，包括中央和全体人民都非常担心的问题是，如果疫情在我国农村大面积的爆发导致的后果将不堪设想。而在抵御灾变的时候，我国农村社会结构以及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的管理体制的种种弊端暴露无疑，这决定了我国农村社会在承载社会突发事件、应付自然灾变时具有某种脆弱性。为此，对于突发性灾害对农村的机制的考验和引发的问题的解决方案等问题，记者采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 记：您认为假如SARS在农村流行，最大的原因可能是什么？ 党：社会灾变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基础社会结构的缺陷。SARS流行以后，中央政府决定由政府财政支付农民的治疗费用，有利于贫穷农民患者及时得到治疗，防止疫病扩散。各种国家媒体的宣传攻势，也有利于农民提高防范SARS的警惕性，熟悉治疗渠道。从有关部门的抽样调查看，我国90％以上的农民已经了解SARS疫情的危险性，引起了警觉，这有利于防止SARS扩散。 你可以看到，在疫情泛滥的时候，我国许多农村地区的农民已经自发采取了“保卫家园”的行动，外出民工返回受到村民的阻止或监控，其效果甚至比城市对人口流动的监控还要好。其实，最大的问题来自农村务工者从城市向农村回流。我国农民工在城市有1亿以上，按目前抽样调查的数据，如果有5％左右的农民工回流，也有500万人口数量之巨，就北京而言，农民工的回流估计60万，占整个350万人的1／7左右；假如城市疫情得不到有效控制，回流农民工数量还会增加。大规模劳工流动不利之处有四点：一是造成劳动市场巨大的交易费用，农民的一部分收入成为不应发生的交易成本，转化为各个交易服务环节的收入。二是人为维持了过于低廉的劳动力供应，造成国民经济的某种畸形结构。我国大城市存在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而农村小城镇出现产业空洞化，就是这种畸形结构的典型表现。三是使农业生产过于兼业化，不利于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四是使务工者在雇佣关系中处于不利的谈判地位，各项权利得不到保障，产生社会不公正，不利于社会稳定。在发生SARS这样的重大疫情时，大规模劳工流动更加剧了疫情控制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并严重影响国民经济全局的正常运行。 记：我们的担心实际上是对农村社会经济体制和政府对农村社会经济管理控制方式的担心。您认为在突发性事件面前农村社会经济体制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是什么？ 党：多年来，政府对农村公共品供应系统投入太少，投入和管理的体制也十分落后。农村医疗网点不健全，医务人员水平低，医疗设施落后，是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问题。农民收入低，需要医疗保障体系来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但目前的合作医疗形式在农村的覆盖率低，对农民的保障作用小，仍使广大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如果大的疫情发生，后果不堪设想。在一些落后地区，合作医疗的覆盖率至今不到5％。目前正在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加大了乡镇卫生统筹的难度，降低了经费落实的水平。医疗资源布局不均衡，大城市三甲医院的病人常常人头攒动，使国内总保持一个规模相当大的流动求医队伍，也为当今世界所罕见。 体制弊端还造成广大农民群众脱离主流社会，使乡村社会仍处于文化上的封闭结构，不利于农民群体防范突发性的社会事变和自然灾变。尽管农民已经进入产品市场和城市劳动市场，但城乡居民的权利不平等和城乡制度分野的基本格局没有大的改观，农民没有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提升理性主义文化水平的机会，反而由现代化给他们带来了更大的社会生活的不确定性。这种局面必然使他们在迷信中寻找安慰和解脱，从而增大农民和全社会的生存与发展风险。 记：提高农村社会抗御灾变能力的可能途径有哪些？ 党：如果通过农会把分散的农民组织起来，政府与农民对话成本就可以大大降低，农民的愿望就容易通过秩序化的组织渠道得到表达，一些突发事件也可以得到缓冲和调解。 目前，中央政府用传统手段控制地方政府的能力已经减弱，否认这一点是不实事求是的。从地方信息的掌握到政令的落实，中央政府都在付出极大的成本。在目前农村，因为抚育和教育子女的成本日益提高，乡村干部又有罚款的激励，使农村计划生育的目标还落实的差强人意，其他诸如土地承包政策、减负政策都极难落实。 通盘考虑我国城乡关系问题已迫在眉睫。如果一家农户几亩地的状况继续保持下去，任谁也不可能把农民领入主流社会。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一定要与城市部门的开放结合起来。不仅小城镇要开放，大中城市也要开放。与农民不进城相比，让他们进城对社会稳定的影响要小的多。城市部门的开放当然会对城市社会形成一定的压力，但从总体上说更有利于全社会的稳定。工业社会或市民社会有一种天然的稳定性。 记：农村制度需要创新，那么今后农村制度创新主要靠谁？ 党：权衡几种力量，只能由中央政府充当农村制度创新的主体力量。如果没有中央政府的强力干预，乡村干部倾向于把农村资源权力化，而不是市场化，他们不会成为农村制度创新的积极推动者。而农民，也已经很难再充当土地制度创新的主体。中央政府出于维护全社会稳定和国家的国际形象，最具有制度创新的愿望；中央政府在农村的利益相对超脱，也最具有推动农村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前景取决于中央政府的行动魄力，至于如何操作主要是一个技术性问题。对此，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经验，世界贸易组织的章程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记：新一届中央政府开始注意采取切实措施解决农村社会经济问题，然而，农村改革牵涉面相当广阔，对劳动力转移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党：从目前农村实际看，特别从此次SARS疫情所暴露的问题看，农村改革的力度还要加大，改革还要向纵深发展，否则无以解决农村问题，只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解决劳动力转移，首先要大胆开放城门，取消对农民各种公开的或隐蔽的身份歧视制度。农民进城以后会发生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但改革先行一步的省市的经验证明，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同时，在农村要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据我的调查分析，如果土地资源真正市场化，实现农民土地使用权的物权化、市场化和永久化。 记：此时，我们最想知道的是，为解决农村的体制弊端，我们目前最应该解决的问题有哪些？ 党：短期目标来看，改革土地制度，借助《土地承包法》的落实，让土地管理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剥夺村、乡两级干部对土地的控制是首先应做的。将农民的土地财产权归还农民，将减少乡村干部岗位的“含金量”，有利于志愿者参与公务活动；同时，在村一级实行“两委合一”制度。这方面有的地方已经有了好的经验，并得到中央的肯定。另外，实行财政改革，允许乡镇政府完全以自己的财政收入来确定自己的机构和人员编制，坚决堵死赤子财政的发生。按我的调查，农村税赋负担不公平的问题相当严重，仅仅解决这个问题就可以大大减轻农民负担。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应该把乡镇政府之上的各级政府行为改过来，并合理调整行政层次，以减轻乡镇政府的负担。同时随着劳动力转移加快，逐步取消村一级的公共职能，所有农村公共事务转移到乡一级，同时把村民自治选举自然推广到乡镇一级。另外，大力发展农村民间组织，如文化活动协会、专业经济协会、志愿者服务组织等，可以让这些组织替代相当一部分政府的功能，还可以让一部分志愿者竞聘乡镇政府的官员，通过这个办法减少政府的开支。这些改革方案虽然是长期目标，但应及早试点，创造条件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