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收时节，粮油价格出乎意料地突然上涨，西起乌鲁木齐，东至上海，北到北京，南至深圳，食用油和面粉、大米的价格不约而同上涨10％－20％，随后波及肉蛋禽奶等其他食品，直到本月初，价格才回落。 　　这场波动究竟起于何时，起于何地，由谁首先发端，又如何蔓延、跌宕，最后将终于何时何处？ 　　带着这些疑问，本报记者从10月底开始，以大米为单一追踪对象，试图寻找这一因果链条。这条链条起于粮食销区的广东省，终于粮食产区的安徽省，以零售商—批发商－加工厂－粮食收购商－农民这样一条流通渠道，溯流而上，求证于市场。 　　但是，无论是在销区还是产区，无论是粮食零售商、批发商还是加工厂，都将提价原因简单地归于“进货价涨了，销价自然要跟着涨”，而其各自的进货、销售记录也证实他们只不过是这根链条上的一个个“传感器”，大米销售环节并非肇端之处。 　　如此一来，源头便指向稻谷收购环节，收购价格成为锁定对象。 　　但是，1998年以来持续低迷的粮食收购价为何突然提高？ 　　11月1日，记者赶赴安徽滁州，在这个“主产区中的主产区”记录了波动的历程。 　　青萍之末 　　其实，在安徽，无论是粮食部门、私营粮商还是加工企业，在9月已经一致作出了今秋粮食收购价格上涨的预期。 　　9月上旬，田间晚稻尚未收割，滁州粮食部门已判断今年的收购价将会呈现先低后高再低的走势，但起步价将高于去年。 　　判断的直接依据是减产：一方面，安徽今年退耕还林500多万亩，再加上农民抛荒，耕地面积持续减少；另一方面，在七八月水稻生长季节，安徽先遭江淮大水，又遇15天持续高温，抽穗结实受到极大影响，随手在田间抓一把稻穗就能发现颗粒干瘪甚至空得只剩下壳。双重天灾相加的结果，是晚稻大面积减产。 　　天长的灾情在滁州并非最严重，据估计安徽晚稻收成可能减产三到四成，局部地区短期供给减少已是可以预料的事实。从东北调运粮食又遭遇一个多年未能解决的瓶颈———运输困难导致成本高昂，每节车皮所需费用高达上万，因此纵然东北今年大丰收，也是远水解不了近渴。 　　粮源紧张已成定局，然而，进入市场分粥的和尚却多了，因为全省粮食市场放开，第一次获得合法身份的私营粮商蜂拥而入。提高收购价格抢粮食因此成为可以想见的市场场景。 　　由于收购价格决定权由政府转移到基层粮站，滁州市粮食局担心自家院里先起火，赶在国庆节前给下辖七县一区各粮站制定了一个协调价：0.52元／斤至0.54元／斤之间，略高于去年0.5元左右的平均价。 　　但协调价毕竟没有刚性约束力。虽然有的县（区）不敢逾规，如南谯区10月8日据此制定的价格为0.52元／斤、优质稻0.56元／斤，但有的县却大胆跨出了这一区域，定远率先定价0.56至0.58元，并提出“始终要比周边地区高出2分钱”的策略。 　　对此，私营粮商严阵以待，南谯区乌衣粮站分流职工戴金牛9月中旬就东挪西借准备好了15万元资金，决定“赌一把”。在他看来，“抢在别人前面，冒别人不敢冒的险”是致胜关键，只要不超过0.65元，都可以收。 　　而本地、外地（主要是广东、福建）加工厂也纷纷派人奔赴水稻产地，或委托当地粮商，紧锣密鼓准备采购。 　　大战还未开始，硝烟已经燃起。 　　波动初起 　　紧张气氛酝酿了半个月，国庆长假阴雨期一过，随着粮商大规模开秤，涨价初起。 　　粮站、私营粮商、加工企业之间较着劲儿一分一分往上提价，却又一步一步压着步子在走。在他们的收购记录上可以看到，收购价格一般是每一两天涨五厘到一分钱。同时，收购标准也在不断降低。往年粮站收粮要求水分在14％、杂质1％之类，今年则大大放松，用农民的话来说，就是“晒几个小时就行了”。 　　有趣的是，农民见到如此景象，不愿意卖粮了，一心等待一个更高的价格。可资佐证的事例是，南谯区腰铺镇联郢村小庄队31户农民，无一家出售余粮。 　　出于同样的考虑，资金不足、本应快进快出的私营粮商却开始尽己所能吞进、囤积，因为一天一个价，哪怕将收到的粮食存一天再卖都有利可图。 　　与此同时，由于担心今年收购的新粮补不齐售出陈粮的数量，为保证进出等量对冲的原则，国家在13日左右下令安徽停止国家储备粮的出库。而对于刚刚收进来的新粮，粮食部门也是基本存而不卖。 　　出现在市场上的粮食越来越少，以至合肥西货运站9月底与安徽粮食部门签订的1万吨粮食运输合同，在10月15日一夜之间全部作废。目前该货运站一天只能装运200－300吨大米，不到往年的1／3。 　　各种信息相互激荡 　　通过各种渠道，江淮一带粮食产区普遍减产、涨价和惜售的信息飞速传递，南京最大的大米加工企业东葛米厂厂长朱和平说，“对于圈子里的人来说，价格和数量信息反馈的时间顶多相差一天。”“现在的信息实在是太快”，他仍记得1993年粮价上涨时市场反应的迟缓，“那时大部分粮站连一部电话都没有”。 　　与信息传递同步，原粮的涨价迅速地反映到了大米价格上，销区的米价开始“跟在稻子后面跑”。据广东省中山市聚丰米业邱总经理透露，广东市场上中低档米的价格上涨10％－15％，从原来的1.1元左右涨到1.25元左右，高档米大约上涨5％。 　　此情此景，最着急的自然是加工企业，但合同要履行，市场份额也要保证，而且，看着大米销售的价格一天天往上走，买不到原粮，就只能眼睁睁看着利润白白溜走。 　　此时，要收到稻谷，惟一的选择是出更高的价格。 　　在供需双方的心理角力之下，收购价在缓慢上涨了半个月之后，20号左右陡然拉高：杂交稻的价格从0.56元跃升到0.65元，优质稻从0.58元涨到0.68元，丰优香粘从0.60元跃上0.70元。 　　此时粮站方面由于受到资金掣肘———今年从农发行贷到款的并不多，即使贷到款也有诸多限制，加之在前期收购争夺中占了先机，在新一轮的争夺中他们不再主动发言。 　　而一部分个体粮贩受资金、库存所限，转而成为米厂的收购代理———收到粮食即运往加工厂指定地点，货到付款。 　　实力雄厚的加工厂，尤其是南方加工厂成为这时的竞价主体，竞价幅度明显加大。而这种加大经由信息敏感反应灵活的个体粮贩迅速传达到市场，进而迅速扩散、放大，造成短短几天里各厂商收购价交替攀升。 　　然而，收购价越高，市场惜售心理反而越发严重，愈高的价格愈是有价无市，有价无市又进一步抬升价位。如此循环往复，粮食争夺战几近疯狂：在紧邻滁州的南京浦口码头，不问价格，不看质量，只要有粮食出现，就被一抢而空。一些粮站职工也纷纷将数十万斤从边远地区收购而来、用以完成粮站规定任务的粮食偷偷卖给对手。 　　10月30日，南谯区粮食局从商品粮中拿出1万吨小麦进行拍卖，全部高价拍出，比按当日市价销售多赚71万，远远超出原先预期。“当时已经昏了头。”一位买主事后承认。 　　10月31日，三种晚稻价格达到0.70元、0.74元、0.80元的高点，整体涨幅已近30％。 　　价格何以突然回落 　　速度如此之快、幅度如此之大的涨价出乎所有人意料，许多人开始担心。 　　11月1日，形势急转直下，加工厂突然将收购价格调低了几分钱，丰优香粘甚至降到0.71 元，各品种平均跌幅约在四至五分钱之间。 　　价格的突然回落，最直接的原因是，从这一天起，农发行暂停安徽全省的粮食收购贷款，国有粮食企业资金顿时吃紧。 　　与此同时，南方市场的大米进货量在短时间急剧放大后，出现了饱和的迹象，“前两天深圳樟木头进了170个车皮的大米，第二天安徽整个省都知道了。我们都知道价格肯定要跌了。”南方市场销价的下跌，使产区原粮的高位价格明显难以支撑。 　　粮食收购市场顿时陷入了另一种多空较量中。只是此时两方的角色发生了有趣的对调：现在急于出价的是卖跌不卖涨的农民和个体粮贩，而加工厂则处于持币选择的有利地位。 　　东葛米厂在11月1日到2日，几乎没有收粮食，此前基本上每天能收到300吨左右稻子。并不是没有人卖，而是工厂希望以更低的价格购进。“市场需要一些时间，会有人愿意卖的。”厂长朱和平气定神闲。 　　而在数十公里外的滁州绿一米厂，满载稻谷的大卡车从1日开始排起了队。副厂长冯锋说，在今年，这样的景象还是第一次出现，他们今年总共只收到了1400吨稻子，一度处于半停产状态。他们当日挂出的价格是0.69、0.71、0.73元，高于东葛的出价。在为卸货焦头烂额的同时，冯回复了数十个电话，一路调低报价。 　　随着价格的直线下落，市场上的原粮陡然增多。至此，滁州的公路上终于回复了一些往年的景象，开始频频见到满载稻谷的卡车来来往往。 　　谁率先行动？ 　　在这场粮价波动中，究竟是谁率先行动？戴金牛认为自己比粮站先行一步。戴43岁，在粮 食系统工作整整20年，今年6月从南谯区乌衣中心粮站分流。他的收购遍及来安、天长、全椒、定远等区县。 　　早在粮站未开秤之前，戴于9月25日左右率先以0.54、0.55元的价格在乌衣镇余楼村开始收购，两天时间就收购了15万斤优质稻。在戴金牛看来，像他这样从粮食系统分流出来的职工，实际上占私营粮商的相当比例。他们洞悉粮食系统的运营习惯和价格，因此可以抢占先机。 　　但是，在黄圩乡，当记者顺着蜿蜒三四里的晒在公路上的稻子找到当地最大的个体粮贩家，老板娘却认为自己以及当地几家较大的私营粮商最初都是盯住粮站的报价，后期则是以加工企业的价格为依据。 　　在东葛米厂厂长朱和平看来，这应该与市场发育程度有关。“其实无法判断到底是谁最先发动这样一次涨价，这只是市场不约而同的行为。” 　　无论各方如何评述，在这次波动中，国有粮食企业更有可能担当起一个比较特别的角色。 　　表象背后 　　在滁州数天的调查，似乎可以将这次粮价上涨解释为一次由减产直接触发，由收购方国有粮食企业、私营粮商和加工企业互相激荡而形成的市场波动。 　　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是：1999－2002年，全国粮食持续减产，其中2001年减幅近10％，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市场表象背后更深层的驱动力是什么？ 　　在不同的采访对象的回答中，“库存”“合理价格”“市场放开”成了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 　　圈内人士认为，1999－2002年，国家一直用抛售库存的方式弥补粮食需求缺口，使粮食价格仍因为供大于求而持续走低。几年下来，国家的库存已经大为减少。“国家还要维持一个合理的储备量，我们还能抛多少？抛多久？” 　　再者，粮价已跌到了很低的水平。以2002年的收购价测算，扣除各项费用和农业税后，滁州地区粮农从每亩土地上的所得不足200元。 　　此外还有粮食市场从销区到产区的开放。除了安徽全面放开，今年其他粮食主产区已经部分或大部分地放开了，国有粮食企业失去了垄断保护，“过去实行保护价时，粮食企业不需要抢购粮食，反正只此一家。但现在放开了，收不到粮食，企业就发不出工资，甚至可能破产。他们能不抢着收粮吗？粮食少了，有人抢了，价格自然就会涨起来。” 　　东葛米厂厂长朱和平则认为，这次涨价纯属市场行为，国家并没有插手，但“市场完成了 国家几年来一直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在他看来，2001年以来关于粮食的各项政策，已经为这样一次涨价准备好了基本面，“不是今年涨，也会在今后几年里涨，只不过今年的减产为涨价提供了直接的诱因。”记者余力□实习生肖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