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香菇有割舍不断的情结。上大学时，村民挑着400公斤香菇来叫他领着在杭城叫卖，结果一斤也卖不了，村民的期望和市场的无情深深地触痛了他的心。

　　今年40多岁的杨少明是龙泉市龙南乡安和村人，祖上二十几代都在外省以种香菇为业，过着候鸟式的生活。远的不说，杨少明的曾祖父杨枝隆就是当地有名的菇农。

　　上世纪80年代初，上了大学的杨少明有一年到江西景德镇大深山和家人一起过年，顺便体验菇民生活（当时他正一头栽进文学创作的热情中不能自拔）。回来时随身带了5公斤香菇，想一路上卖点钱作路费。后来香菇是卖出去了，但没赚到钱，因为几乎是半卖半送。碍于面子，他告诉家人说香菇都卖掉了，家人大喜，认为他有这个能耐，于是时隔不久，杨少明的眼前就出现他永远挥之不去的一幕。

　　那天杨少明正在听课，同学告知他外面有亲戚找，他跑出去一看，只见五六个身强力壮的农村小伙各挑着一大担香菇出现在他面前。原来他们都是他的老乡，听说杭城香菇好卖，村里人就急着想把卖不出去的香菇挑到杭州来脱手，这下杨少明可傻眼啦！没办法，既然来了总得给他们想想办法。杨少明给他们安排住在学院招待所，接下来的几天，就领着他们奔向杭城的各大酒店、餐馆，国际大酒店、望湖宾馆、楼外楼，凡是叫得响名字的他们都跑进去了。令人遗憾的是香菇一斤都卖不出去，大餐馆说都已有订单，小餐馆说消受不去。眼看着时间一天天过去，不仅香菇一斤卖不了，杨少明还贴了不少旅馆费、饭钱进去，最后他只好动员几位乡亲打道回府。这件事对杨少明的触动十分大，他很纳闷：为什么杭州这么大地方香菇却卖不出去？看着岁数比他还要年轻的菇农后代挑着卖不出去的香菇在省城的大街小巷穿行，他的心里隐隐作痛。他知道，他血缘里菇民的情结仍然是剪不断理还乱，他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脱离这个群体。另一个近乎伟大的想法忽然钻进他的脑子，他觉得他不仅要改变自己的命运，也要改变新一代菇民的命运。也许他不一定能做到，但他要把这当作一个理想去实现。

　　1987年，杨少明大学毕业分配城里当老师。他一边教书，一边和人搭股种香菇。另外他也办过原木菇菌种厂，凭着祖上传下来的手艺和自己的潜心钻研，他在菌种培育上有自己的高招，培育的菌种香菇高产、朵形大，适合出口日本，菇民亲称“少明种”。

　　1993年，他下了海。入了生意场的他发现现在的菇农虽然文化程度有所提高，但尚有两点不足：一是资金不足，二是对市场规律认识不足，这两点不足使得他们不能承担市场风险，有的在生意场上屡战屡败，甚至血本无归。如何把这些散兵游勇式的个体户改造成有团结协作精神的大集体，使龙泉的食用菌销售勇立潮头，让农民多赚钱少赔本？早已告别作家梦的杨少明又做起了带领菇民脱贫致富的大文章。

　　1998年，经有关部门批准，龙泉市首家香菇协会挂牌成立，杨少明担任了协会秘书长。从此他更是全力以赴、为菇农的利益而奔波，维护会员的经济利益和合法权益，并首创了“互助联保和押金贷款制”，顺利解决菇农筹资难的问题。

　　改造会员，改造市场，改造食用菌产业结构。杨少明的三个“改造”，让协会和菇民利益实现了“双赢”，也拉动了一个新兴产业——仿原木黑木耳的迅速崛起

　　“香菇协会会员多数来自农村，他们本身就是种香菇出身，身上有很浓重的小农意识。我的第一步就是要改造他们，让他们成为既有农民的朴实又有当代营销商的机敏和聪慧的城市人！”在龙泉采访时，已经是香菇协会会长的杨少明对他自创的三个“改造”津津乐道。

　　“项农儿，龙南人，我老乡，43岁进城，现在已经56岁了。他开办的兴源特产公司老项经营部在龙泉有很高的知名度。他是成功完成从农民到现代经营户改造的典型例子；

　“杨茂忠，香菇经营大户，目前冷库中尚有25万公斤香菇存货，准备待价而沽；

　“廖荣光，单一经营香菇脚，由于成本低，利润相对比较高，光向东南亚出口，一年就有35万公斤……”

　　像这样的例子杨少明可以举出十几个来。而杨少明列举的这几个经营户，都曾是田间地头从事香菇生产的农民，若不是有香菇协会这把遮阳伞，他们还要小打小闹到不知什么时候。

　　在龙泉市南区香菇市场，杨少明指着前面百亩土地说：“这片地我们协会已经征来了，不久的将来这里将建成一个全新的现代化国家重点农特产集散中心，该项目被列入2005年省重点项目。”

　　虽然这个现代化的集散中心尚在建设中，但龙泉市南区香菇市场的人气已经势不可挡了。这里，每天都有上百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云集，他们主要是来收购今年的仿原木黑木耳的。

　　在龙泉安仁等地，菇民培育黑木耳菌种已有许多年的历史，所培育的菌种有销在本地的，也有销往湖北、江西、安徽、贵州等地的。由于黑木耳菌种供大于求，每年都有不少菌种卖不掉。为了减少损失，当地菇农经过多年摸索，探索出让卖不掉的黑木耳菌种直接在菌棒上出木耳的路子。但这样出的木耳外观不好看，当地人称它为“假木耳”，很难销售。杨少明看到了这种情况，就以协会的名义收购了这些质差的木耳，并以低廉的价格找到了销路。菇农一看这样的木耳也能卖钱，就来了兴趣，以后凡是销不出去的菌棒，都让它来出木耳，最后这木耳越出越像样，朵大，肥嫩，口感和外观跟原木黑木耳相差无几。杨少明经过琢磨，给它取了个恰到好处的名字：仿原木黑木耳。

　　现在，龙泉食用菌市场上的仿原木黑木耳已经吸引了不少客商前来采购。由于接不上货，一些客商往往要等上十天半个月才能买到货。杨少明说，他现在正在大力发展仿原木黑木耳的生产，现在是“不怕没销路，只怕货不够”。

　　在香菇协会的操作下，2005年，龙泉市仿原木黑木耳发展到4000万段，丽水全市1．2亿段，总产值4亿多元，全市农民单项新增收3．24亿元。龙泉菇民笑逐颜开的同时，也预示着一个全新的产业正在崛起。

　　为了调整食用菌行业的产业结构，指导农民科学合理地生产食用菌，他又不得不费心地奔走于各食用菌生产基地，当起了农民的义务顾问

　　市场的崛起要靠坚强的后盾支撑。由于仿原木黑木耳是一项新产业，技术上都还存在欠缺，因而他不时地打听着有无病害发生。他形象地把仿原木黑木耳生产比作是幼小的孩子，而香菇却是20岁的小伙子，两者在承受自然环境方面有天壤之别。因而在生产上也要区别对待，不能把种香菇那套搬到种木耳上来，否则就是违背科学。

　　按理，他是负责经销的，指导菇农生产并不是他的分内事，但“菇民的利益也是协会的利益，于情于理我都应该前去指导”。为此，杨少明也把手“伸”到了种植黑木耳的农户家里。

　　今年三四月份，出现了短时期内气温骤降骤升温差较大的现象，许多菇农种的仿原木黑木耳因为经不起这一惊一乍，相继染病，这可急坏了菇农。

　　塔石乡上坞村的一位周姓菇农是仿原木黑木耳的生产大户，今年种了88000段黑木耳，但同样，他的黑木耳在首批采摘后就染上了疾病。本钱是保住了，但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该挣的钱就挣不来了。杨少明得知后，亲自驱车到上坞村，找到这户菇农。周妻说丈夫不在家，去哪儿了也不知道。杨少明就很着急，问：“你们家的黑木耳不是正染病吗？这么急的事你们怎么就不管了，人也不知跑哪去了呢？”周妻说：“反正病也病了，我们也找不到办法来治，所以就让它烂在田里好了！”杨少明说：“这哪儿成呀？你们可是花了大本钱的，怎么可以说不管就不管呢？快带我去田里看看，我看究竟得的是什么病！”在到田头观察后，他立刻诊断出这批黑木耳染的是绿霉病，并开出“方子”，嘱咐周家要遮阳、要排水、要暂停灌水、要施什么药等等。他对周妻说：“只要照我说的去做，这一大批黑木耳还能挣回一些钱来。要是就这么撒手不管是很可惜的！”周妻说：“我们也问过卖菌种的人，可人家也没有办法。今天要不是你来，我们真不知道还能有什么法子呢！”

　　从上坞村回来，杨少明又连夜查看病菌图谱和防治办法，一直看到凌晨3点。对一些比较常见的黑木耳病，他心里基本上也有了谱。第二天上午，他又驱车去了另一家木耳大户———兰巨乡粗坑村张建平家。该户今年种的3000段黑木耳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益，目前已经采摘了3批，每段收益4元钱，还可以采摘2－3批，可因为同样的气候原因，他家另外种的黑木耳也染上病。杨少明到了粗坑村，在村口叫住张建平。把村里种黑木耳的村民一起叫到他家地头开“现场会”。到了他家的黑木耳生产地，果不出所料，他一眼就看出张家的黑木耳得的也是绿霉病。在太阳底下，杨少明一站就是几个小时，耐心细致地教张建平及村人搭棚降温，连续两个晴天就要遮盖塑料薄膜。杨少明郑重地告诉他们：“种黑木耳一定要改变靠天吃饭的观念，要懂得投资和收益是成正比的，天上永远不会掉下馅饼……”

　　从粗坑村出来，中午时分，杨少明对记者说：“我已与全国权威的食用菌病虫防治专家、江苏农科院宋金研究员，以及上海食用菌研究所凌霞芬研究员共同制订了一套初步防治措施，《今日龙泉》和龙泉电视台已答应作宣传，要彻底改革这种被动的靠天吃饭的栽培方式，形成以人工搭棚保暖降温防雨的主动栽培模式，让农民用科学技术改变命运。”

　　眼下，正是仿原木黑木耳大量出耳的时节，杨少明日夜走村串户，向农民朋友义务讲解，他的声音都沙哑了。当我们结束采访离开龙泉不到半个月，听龙泉新闻界朋友说，他所说的事都做到了，仿原木黑木耳栽培技术上的突破，国内食用菌界的专家对他评价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