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2月公示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党中央、国务院荣誉称号拟表彰对象中，中国工程院院士李玉榜上有名。

现实中的李玉有着怎样的传奇故事？穿过吉林农业大学的一排排大棚，一栋现代化办公大楼便近在眼前，那是李玉办公的地方。就在这里，记者如约见到了他。

在采访过程中，李玉朴素的衣着、亲切的微笑、儒雅的谈吐，无不洋溢着一位老专家、老教授特有的乐观、自信……

李玉在吉林省蛟河市黄松甸镇黑木耳基地观察木耳生长情况

吉林农业大学供图

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他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和祈盼。

1944年，李玉出生于山东济南，在这个齐鲁名城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962年，李玉高中毕业后考入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农学系植物保护专业。

“那时候，植保系的专业考试都是一个个学生单独考，老师准备100个问题，学生随机抽取问题回答。”读大学时，李玉一直都是全优生。因为排名第一，老师总是让李玉第一个去考，他往往比最后一个参加考试的同学早两三天。“大学时的笔记到现在还保留着。那时候我时常整理笔记，每一页还做提纲挈领的批注。因为每一次考试都相当于提前答辩，很有挑战性，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

“王清和老师教病毒，严芝学老师讲农病，孙少轩老师讲昆虫……”李玉忘不了读大学时教过他的每一位老师。他说，自己之所以能够在学术上取得一些成就，就是因为坚持了当年大学老师执着、严谨的学术精神。

李玉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山东农学院党委书记华山主持召开全校大会，讨论学校的远景规划，强调要大力培养农学专家。那时候，坐在台下的李玉默默地想：将来，我有没有可能成为农学专家中的一员……

然而，大学毕业后的现实似乎与李玉的理想相去甚远。从山东农学院农学系植物保护专业毕业后的第二年春天，李玉被分配到吉林省最西部的小城白城工作。

“越往北走越荒凉啊，最后路边连一栋像样的房子都看不到了。那一刻，背井离乡的感觉油然而生。”李玉笑着谈起往事。当时，被分配到边远地区的学生，可以从学校领取15元路费和一件军大衣。李玉就是穿着这件军大衣，一路颠簸来到白城。

那时候的白城气候恶劣，十年九旱，春秋风沙肆虐，盐碱成片。人们都要戴上围脖、风镜、口罩才能出门。一到深冬，滴水成冰，冷得让人不敢伸出手指。艰苦恶劣的环境，没有让李玉退缩，他坚持下乡指导生产，在公社蹲点搞实验。

修水库、建大坝、运土、拉车……虽是农科所技术员，但脏活、累活李玉样样都干，一年有200多天在乡下。忙碌的时候，李玉带领知青干活，知青们两班倒，李玉却经常连轴转，有时两天两夜都不能合眼。

在白城，善友大队第四小队是典型的贫困村，社员每年都吃返销粮。李玉在那儿办起了农业科学实验站，通过试验、示范、推广生产技术，把过去的大垄旱作变为畦田平播密植，通过增加植株和灌溉，提高了粮食产量。在以水田为主的红石岭大队，李玉建议，将大水漫灌、秋天起垄的传统习惯改为秋冬灌水、春天起垄，平播后再起种，结果保苗率大大提高。这些技术革新，受到当地领导和群众的普遍欢迎。

那时候，李玉是白城农科所最年轻的技术员，各方面都十分活跃。所里搞设计、办展览、写美术字、拍照、购买图书等，他都主动承担。他还作科普讲座，在全地区普及种植技术。

“我和那里的农民、知青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时在那样艰苦的环境中得到了历练。”白城十年，为李玉日后的生活和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从基层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李玉非常了解农民的疾苦和祈盼，因而，他也特别推崇“为国为民，匹夫有责”的人生境界，并且坚持身体力行。

40多年来，他和学生们获得了1.2万份标本与菌株，其中仅黏菌就有400多种，占世界已知黏菌数的2/3。

“当时的生活和工作条件都很差，但是，老专家们经历十年浩劫后依然醉心科研、报效祖国的热忱深深感染了我。”20世纪70年代初，吉林省植物保护站组织专家重新修订《病虫害防治手册》，李玉受邀承担全书彩图的绘制工作。为准确描绘病虫害的形状，生动体现其科学内涵，李玉虚心向植物病理学家白金铠等老专家请教，在圆满完成任务的同时，他还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78年，中断十年的高考和研究生招生制度得以恢复，李玉成为吉林农业大学与中国科学院联合招收的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菌物学家周宗璜。

然而，李玉即将毕业之际，周宗璜因病逝世。临终前，老先生嘱咐李玉，一定要把菌物研究继续下去。那时候李玉才得知，世界上已发现500多种黏菌，但没有一种是中国人命名的。这成了周宗璜先生一生的遗憾。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把菌物研究坚持到底！”硕士毕业后，李玉放弃出国留学的机会，毅然留校任教。自此，他真正踏上了菌物研究的拓荒与创新之路。

40年来，李玉几乎年年出去考察，深入人迹罕至的地方采集优良菌种，制作新的菌物标本。

“在野外遇到蛇是常事。最可怕的是有一年，在太白山上，看到脚下冒着热气的动物粪便，也没有特意想什么，继续往前走，几分钟后，发现清晰的熊掌印才意识到自己的险境……当时那种惊恐，难以言喻。”李玉回忆道。

2002年之后，李玉连续几年抽出时间，带着学生和俄罗斯的同行专家一起沿着乌苏里江进行生态调查，从海参崴走到犹太州，在中国沿着乌苏里江的虎林、饶河、抚远上行。“之所以选择这条路线，一方面是那里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另一方面是想让俄罗斯科学家明白，尽管很多物种是欧洲人命名的，但很多物种及其独有的生态习性，是中国特有的。”李玉说。

2004年7月，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原始森林中，李玉和几位弟子沉醉于难得的“菌物世界”，浑然不觉他们已身处险境，瞬间就被突如其来的蚊群叮得体无完肤。“那一刻，蚊群就像一股股龙卷风呼啸而来，我们甚至无法呼吸，蚊群直往鼻子、嘴里钻。”

2016年夏天，刚读研二的谢孟乐第一次跟随李玉做野外调查。“那天上午，我们在人烟稀少的山路上驱车颠簸四个多小时才到达祁连山脚下，本以为老师会休息一下，结果他带着大家直接登山……”那天，谢孟乐第一次目睹了70多岁的李玉整个身体趴在地上，只为把蘑菇生长环境拍好，“那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

“我坚信榜样的力量，像李老师一样，只要抱着对新知识、新物种、新的种质资源的渴望，就不觉得野外工作有多苦多累。”2018年，谢孟乐开始攻读博士学位，有了更多机会跟随李玉野外调查。

在超负荷、无规律、充满艰辛的工作中，看似红光满面的李玉，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不可避免地出现状况，尤其是他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难以忍受的时候他就悄悄住进医院，稍有好转就又出现在采集现场。

“只有生活的单调，没有思想的单调；只有寂寞的环境，没有寂寞的人。”李玉曾用这句话诠释他为黏菌事业奉献毕生精力的决心。2008年，李玉的小孙女出生，他给取名为“沐洱”，取“木耳”谐音。“沐洱”二字，寄托着李玉对食用菌事业的深厚情感，以及对未来食用菌事业发展的无限期待。

作为黏菌科研领域的拓荒者，作为菌物世界的守望者，李玉在饱尝艰辛的同时，也收获了无限喜悦。40多年来，他和学生们通过菌物资源调查，系统开展菌类资源收集、保存、评价和利用等基础研究，获得了1.2万份标本与菌株，其中仅黏菌就有400多种，占世界已知黏菌数的2/3，发现新记录菌种148个，命名36个黏菌新种，他因此成为世界上以中国人名字命名黏菌种名的第一人。

他率领研究团队制作出全球98%以上的黏菌分子生物学标本，建成了全国第一个食用菌多组学数据库，率先对黏菌纲中所有的重要科、属、种进行了超微结构、个体发育、化学成分及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提出了全新的系统学观点，使我国黏菌研究跃居世界前列。这些基础研究不仅保护了种质资源，挽救了一批濒危物种，更为进一步评价、利用、开发新的资源奠定了基础。

2005年，李玉被俄罗斯农科院聘为外籍院士；2009年，被评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成为我国第一位“蘑菇院士”；2020年，荣获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

年逾七旬的他依然坚持奋战在教学工作第一线。

2019年6月16日，同为大学教师的儿子专程过来为李玉过父亲节。可是，儿子等到晚上十点多也没有等到父亲回家。“记得那天是周日，下午李老师有两个学术会议，第一个会开到晚上七点多，第二个会议从晚上八点开始，直到快十二点他才下班回家。”吉林农业大学2017级博士研究生杨阳回忆，“年过古稀的老人，为了菌物学研究，那样废寝忘食，不辞辛苦，大家看着又钦佩又心疼……”

“把蘑菇情结深植生命的修养，为蘑菇事业奉献终身的自觉，在菌类天地间驰骋的自由，让菇农致富奔小康的善良。”摆放在李玉案头的一件石刻作品上面，刻着这样一句充满诗意和激情的话。那是李玉的手迹。他说，这句话是写给自己，同时也是写给学生们的。

自留校任教，李玉深感菌物学在我国起步晚，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很大差距。因此，他内心深处有一个执念：尽自己所能培养一批从事黏菌研究的学生，把黏菌研究传承下去。

在没有专业人员、没有专业教材、没有经验可循的情况下，李玉带领学生挑起了建设我国第一个菌物专业的重担，逐步创立了菌物学、菌类作物二级学科，建立了我国首个应用生物科学（菌物方向）本科专业。

40年来，李玉培养了上百位菌物学方向的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成长为菌物产业的领军人才或骨干力量。

“用显微镜观察鉴定黏菌标本，对人的精力、耐力和视力都是严峻的挑战，可是，老师直到今天还在坚持。他告诉我们，需要观察研究前人采集的标本、对照前人的鉴定结果、重复前人走过的路。只有这样，我们国家的黏菌学研究才可能有后劲。”2014级硕士研究生戴丹至今忘不了第一次鉴定出一个黏菌物种时的情景，她激动得不知将握着显微镜的手放在何处。

绕固是李玉的2019级硕士研究生。他在湖南读大学时，偶然在网上听到李玉的公开课“多彩的菌物世界”，便如获至宝，对绚丽多彩的菌物世界充满了好奇和向往。他反复听了多遍，写下一本厚厚的听课笔记。大学毕业后，绕固如愿考入吉林农业大学，成为李玉的学生。

2019年，李玉推动“菌物科学与工程”专业正式列入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成为我国首个菌物类本科专业，构建起全国第一个从专科、本科至硕士、博士完整的多层次菌物人才培养体系。

近几年来，国内有多名菌物学人才加入到李玉的研究团队，其中不乏来自“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学者，使李玉团队的学科人才结构更加合理，综合研究能力不断增强。在国外，也有很多同行专家支持李玉团队。世界著名菌物学家斯蒂芬森教授曾将自己收藏的260多本菌物学专业书籍和学术期刊赠予李玉。他说：“把这些专业书籍送给我最尊敬的中国同行李玉先生，它们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尽管肩负着繁重的科研任务，但李玉一直坚持为学生授课，即便是在他担任吉林农业大学校长的12年间也从未中断。在教学中，李玉习惯把“思政”和“育人”融入教学各环节，不失时机地培养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李老师讲授的专业课生动形象，妙趣横生，他善于运用启发式教学，引导学生主动观察和思考。”李玉的开山弟子、吉林农业大学农学院教授图力古尔说。

李玉常说：“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关键在课堂，因此，上好每一堂课，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如今，年逾七旬的他依然坚持奋战在教学工作第一线，亲自组织研讨人才培养方案，规划部署本科生教育、硕士生和博士生的培养，还亲自给本科生、研究生上课。

建立31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指导培训技术骨干10000多人，带动数万农户依靠食用菌脱贫致富。

“感谢李玉教授的农业技术指导。在家门口就业，不但解决了生计，还能照顾家人。”正在玉木耳大棚里忙碌的吉林省洮南市那金镇好田村村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玉木耳是李玉团队培育的食用菌新品种，它的产量是黑木耳的2—2.5倍，卖相晶莹喜人，营养价值高，市场前景广阔。近几年，以李玉团队为技术支撑的吉林农大定点扶贫团队在好田村建设了总面积1600平方米的4个玉木耳大棚，投放菌包10万余袋，最先试种的玉木耳卖到了每斤100元。

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玉便提出了“农业大学应该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主张，强调师生们不要在黑板上“种地”，而要深入生产实践。因此，他把真菌学、黏菌学的研究延伸到与国民经济结合紧密的食用菌工程技术和产业化领域。他助推吉林省蛟河市成为木耳产业重镇；带领团队培育的新品种玉木耳成为吉林省洮南市好田村稳固脱贫的幸福产业；帮助吉林省汪清县筹办了第一届黑木耳节，协助汪清申请到黑木耳专项基金……

不局限于吉林省，李玉还把食用菌生产技术辐射到全国各地。他带领团队在全国建立多个食用菌产业示范基地，就菌种培育、种植方式、技术人员培训、科技成果转化与当地政府开展紧密合作。2010年，李玉与浙江省庆元县签约，建立了“院士企业工作站”，他将政府奖励他个人的480万元无偿捐出，设立“李玉院士科技奖金”，用于奖励为庆元食用菌作出贡献的科技专家。

李玉带领团队面对面、手把手教菇农种植技术，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大力推广“五位一体”食用菌技术示范模式。他每次到一线生产基地，都有很多农民朋友围上来咨询种植问题，亲切地称他为“蘑菇院士”“木耳教授”。因为几毛钱的菌苗种到地里就可以变成几元钱的蘑菇，农民笑着说：“李院士是让我们大伙儿在蘑菇地里‘捡钢镚’啊！”

“小木耳，大产业。”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前往陕西省柞水县金米村了解脱贫攻坚工作情况，为柞水木耳点赞。而柞水木耳就是李玉团队在柞水县对口帮扶的精准扶贫项目。

2017年，吉林农业大学在柞水县建立了院士专家工作站，全面启动柞水木耳品牌推进战略，助力柞水县食用菌产业脱贫攻坚。在柞水的每个木耳大棚里，装有360度高清摄像头和传感器等数据系统，实时监控木耳成长情况，收集大棚内外温度、湿度、二氧化碳等关键要素信息，能够将数据及时传输到控制终端，同时通过智能分析，实现木耳大棚自动通风、自动遮阳和自动喷水。因此，即使在疫情期间，也没有因为技术问题影响生产。

柞水木耳年栽培规模维持在7500万袋左右，年产干木耳3750吨，实现产值近3亿元，已有3138户贫困户依靠木耳产业稳定脱贫。

李玉带领团队把论文真正写在了人民群众的生活实践中。目前，团队与全国40多个市（县）签订扶贫合作协议，建立31个食用菌技术推广基地，指导培训技术骨干10000多人，带动数万农户依靠食用菌脱贫致富。2012年以来，李玉依然率队在一线，一年有280多天在河北阜平、安徽金寨、贵州铜仁等深度贫困县助力脱贫攻坚。

“食用菌产业是实现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推进循环经济发展，支撑国家食物安全的生力军。”2009年，当中国工程院要求每位新当选的院士题写留言时，李玉写下了这样一句话。

在他看来，菌类是天然的粮仓，是非常重要的生物类群，食用菌种植的特点在于虽技术含量高，但农民易于跟进，劳动能力差的老年人也能简单操作。菌类生长的过程中能消耗大量秸秆，可以实现农作废弃物的资源化，对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发挥重要作用。

与蘑菇打了40多年交道的李玉，一直致力于食用菌科学与工程产业化研究，见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用菌产业的发展历程。“今天，我国是当之无愧的食用菌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这背后无疑是科技创新的力量。”李玉自豪地说。

据统计，1978年，中国的食用菌总产量5.7万吨。2018年，中国的食用菌总产量已达4000万吨，已经成为继粮、油、果、蔬后的第五大农业种植业。“40年，700倍！这是什么概念？哪一个作物的产量40年能增长700倍？哪一个国家能在短短40年内把一个产业做到增加700倍？”李玉感慨不已。

食用菌产业最大的优势是不与人争粮、不与粮争地、不与地争肥、不与农争时和不与其他行业争资源。“从蛋白质含量看，干食用菌含有30%—40%蛋白。也就是说，利用很少的农业废弃物，就可以转化成1000万吨的食用菌，这就相当于增加了300—400万吨的蛋白质。而300—400万吨的蛋白质又相当于300—600万吨的瘦肉、600—800万吨的鸡蛋、3600—4800万吨的牛奶。”李玉说。

40多年来，我国食用菌的栽培方式从木段、代料，发展到工厂化、智能化阶段，种植品种也从群众熟悉的平菇、香菇、木耳等大宗品种，发展到桑黄、羊肚菌等珍稀品种。如今，蘑菇产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支撑着国家的食物安全。可是，李玉心里依然揣着一个梦想：让祖国发展成为食用菌产业强国，让老百姓吃上更健康、更放心的好蘑菇。

“新时代，中国的科技事业必将迎来大发展的春天。我将和全国科技工作者一起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抓住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努力把科技成果应用到农业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李玉对食用菌产业强国梦满怀信心。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教育报2021年2月20日第3版 记者 赵准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