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小学生张皓调查发现“蘑菇被漂白”事件，已发酵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继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发布“食用菌合格率为97.73%”的市场抽检结果后，中国食用菌协会4日又在媒体上表示“不相信小学生的实验结果”。

      相反，在一家网站发起的投票中，1100多票选择“相信小学生”，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等专家指出，“蘑菇检测”折射的深层问题发人深省。

    小学生实验引发全社会关注

    “报纸上刊登我的报告，我很高兴。大家都知道蘑菇可能被漂白，就会增加防范意识，我的目的就达到了。”3日下午，11岁的张皓在北京市西城区青少年科技馆接受“新华视点”记者采访时表示。

    爱吃烤蘑菇的张皓是科技馆“科学探究班”的学员。今年2月，妈妈突然禁止他吃蘑菇，因为媒体披露部分蘑菇含荧光增白剂。张皓决定自己探寻真相。科技馆的刘建华老师帮助他制定了方案。在做了查阅资料、发放调查问卷等准备工作后，张皓的家人又请中国农业大学博士生高瑞芳来指导他。

    7月19日，张皓和妈妈在市区超市、郊区菜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等地购买了16种食用菌。

    张皓说，他的实验是按四川省的地方标准，这是他查到的唯一关于荧光增白剂的公开标准。实验分4个步骤。第一步，买了便携式验钞机照射蘑菇，没发现荧光增白剂。第二步，7月20日、7月21日在高瑞芳指导下，他在中国农业大学农学与生物技术学院研究室暗室365纳米紫外光的照射下，发现12个样本表面有荧光增白剂形成的光点。第三步，配置了4种荧光增白剂，对未污染的蘑菇进行浸泡、对比。第四步，对含荧光增白剂的蘑菇，从视觉、触觉、嗅觉方面总结评价。

    11月底，有媒体从北京西城区科技馆得到张皓撰写的实验报告，“小学生调查蘑菇九成被漂白”等报道见报，并引起公众及政府部门关注。

    12月1日，北京市食品安全办公室通报对北京市场销售食用菌荧光增白物质专项监测情况，称在东城、朝阳、海淀、丰台等区县13家超市、市场共抽取132个样本，其中有3个样本检出荧光增白物质，合格率为97.73%。

    一个是“小学生调查蘑菇九成被漂白”，一个是“政府部门监测九成多合格”，巨大的反差迅速引起公众关注。有媒体报道：工商局工作人员称“小学生的检测不科学”。

    而网民的选择却相反。一家网站推出“信小学生还是信工商局”的投票，至4日晚，3119票中，选择“相信小学生”的有1122票，占第一位。选择“国家专业机构还不如一个小学生，悲哀”的有656票，居第二。还有616票选择“工商局说人家‘不科学’，你倒是出一个‘科学’的呀”。只有8票投向“相信工商局”。

     公众为何不相信“权威部门”？

     小学生的实验一定不科学吗？北京市场上的蘑菇究竟有没有被漂白？有多少被漂白？ “显然，一个简单的抽检结果并未打消公众的顾虑，相反信息更混乱。”中国政法大学教授何兵说，荧光增白剂的检测，是个容易操作的简单实验。

    何兵随即以学校公共决策研究中心的名义，要求北京市工商局公开信息。“工商局对我们的申请，回复很快，态度也还好，但我们对回复的内容还是不满意。”中国政法大学公共决策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晶说，公众迫切需要知道为何检测结果与张皓的实验结果如此悬殊？

    然而，自从公布抽样检测结果后，北京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再没发出自己的声音。“新华视点”记者多次联系北京市工商局后，工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小学生这种科学探索精神值得肯定，对小学生的调查结果是否科学“不便过多评论”。至于是否有人说过小学生的调查不科学，“目前无从查实”。对于记者提出的“为何未与张皓及其指导老师沟通”“导致数据悬殊的可能性原因”“如何消除公众疑虑，让公众信服工商部门的调查”等问题，北京市工商局相关人士未予明确回复。

     相反，张皓和他的家长、老师倒是给出了一些解释。

    张皓的妈妈王娜告诉记者，事情发生后，她、张皓、刘建华老师对两份报告进行认真分析对比，认为可能是四个原因导致检测结果不同。一是季节因素，夏天蘑菇容易腐烂，用的增白剂可能会多一些；二是选样地点不同，张皓在农贸市场和郊区菜市场买的蘑菇较多；三是张皓采集的16种蘑菇中，仅有2种是干货，而工商部门的采样中，鲜蘑菇占比较少；四是这件事被社会广泛关注后，一些不法商贩有所收敛。

    王娜也强调，“九成蘑菇被漂白”并不是张皓的结论。张皓实验报告中只是写明经检测发现，16个样本中有12个发现有荧光增白剂，认为“荧光增白剂在鲜蘑菇中可能普遍存在”。

    而“九成蘑菇被漂白”经媒体放大后，已引起人们的恐慌。记者采访多位消费者，他们表示选择不再购买蘑菇。

    “目前为止，有关部门并没履行好自己的职责。”湖南省委党校教授王学杰指出，无论如何，在公众监督下寻找到令人信服的真正原因，解除百姓心中的质疑，是这起事件中有关部门应尽的义务和责任。

    小学生实验考验政府大智慧

    “如果有关部门放下姿态，去和这名小学生沟通询问，邀请市民代表参与选样过程、邀请中介科研机构参与检测过程，公众还会如此质疑吗？”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设问。

    事实上，至4日晚，无论工商部门，还是“不相信小学生实验”的中国食用菌协会，都未找张皓及其指导老师沟通。

    “我认为没跟孩子接触、未经调查，就质疑孩子的检测不科学，是不客观的。真希望相关部门与孩子先接触一下，肯定孩子去探究这个事情的精神。”刘建华说，“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实验，会引发这么大的社会关注。”

    张皓的妈妈王娜说，如能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甚至能有与部门对话的机会，对孩子无疑是一种鼓励。但对张皓来说，他的实验已结束了，事情已过去了。张皓并不知道“工商局”是干什么的。但他的小实验带来的震动仍然在大人世界里扩展。公众不断反思政府部门应对这个小实验的智慧。

　　“我只要公开信息，就OK了。”竹立家指出，有关部门不管公布的信息是否真正解答了公众的疑惑，不管信息要素是否齐全，不管信息是否空洞无物，这直接导致信息公开流于形式。“这种工作方式和态度实际加剧了公众的不信任感。”

    “也应反思如何看待公民个体的监督和举报。”何兵教授认为，政府部门应该更友善地对待监督和举报，不能认为监督就是对立。尤其在食品安全领域，利用好社会监督，反而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好途径。

    “北京市几千万人吃饭。市场上仅酱油就是数十种，仅靠一个工商部门几十上百号人，显然不可能完全监督好。”国际食品包装协会秘书长董金狮提出，目前一些监管部门的鉴定机构，不对消费者个人开放。因此消费者怀疑食品被污染时，很难检测或举证。如果畅通这个渠道，无疑将壮大食品安全监督力量。

   “我们一直在培养孩子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包含探索真相和承担社会责任两重意义，我们希望每一个公民、每一个政府部门，都具有这样的科学精神。”刘建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