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不仅对我国农村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冲击，同时也对农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一定影响。一方面在防治“非典”的过程中，各级政府的民众威信有所提高，基层干部的工作作风有所转变，广大农民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农村社会生活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但另一方面面对“非典”疫情的挑战，我国现阶段农村医疗卫生事业，乃至整个农村公共事业发展中的一系列问题，也充分暴露出来，发人深省。　 积极的影响 首先，政府的威信进一步提高。为有效解决农民防治“非典”的困难，国家及时安排了20亿元专项资金，规定对农民和农民工中的“非典”患者，从留检、隔离到治疗的全过程一律实行免费，包括免费提供住院和伙食，解除了农民的后顾之忧。此外，中央政府在已安排15亿元专项资金的基础上，最近又追加8亿元，用于农村的医疗卫生设施的改造和扩建、监控，增加收治能力。地方各级政府也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投入大量资金，配备医务人员，确定定点医院，提供后勤保障，农村的防治能力有所加强。各级领导干部与农民同舟共济，尤其是县乡干部主动进村入户，对农民进行宣传、指导，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 其次，农民的卫生意识有所增强。长期以来，我国农民普遍缺乏必要的卫生防疫知识，防范疫病的意识薄弱，加上许多地区农村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环境卫生较差，因而极易滋生各种疾病。随着防治“非典”的宣传力度不断加大，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农民的卫生意识明显增强。 第三，农村基层干部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所提高。面对“非典”疫情，多数基层组织从容应对，创造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增强群众的防范意识，许多村自发地利用板报和发放宣传材料的方式进行宣传动员。为防止疫情传播，一些村设立了消毒或健康检查站，为外来人员测量体温，对往来车辆进行消毒；一些村设立流动人口登记站，对外地回乡人口的健康状况进行跟踪调查。为监测本地的疫情，一些村实行了干部值班和干部包户制度。应当说，这次“非典”疫情目前还没有在农村蔓延，是与农村基层组织的工作密不可分的。 第四，农村干群关系进一步改善。根据农村固定观察点调查，各地政府在加强宣传、做好防治工作的同时，还为解决外出农民工家庭的生产生活问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防治“非典”的特殊时期，这些措施对增强农村社区的凝聚力、密切农村干群关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存在的问题 虽然此次“非典”疫情没有在农村大面积流行，但在防范和应对这一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过程中，也暴露出农村在社会发展方面存在的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农村卫生保健事业落后。长期以来，国家医疗卫生投资过分向城市倾斜，城乡居民占有卫生资源特别是在公共卫生资源的差距逐渐扩大。1990年—2000年，在农村卫生总费用中，政府投入的比重由12.5％下降到6.6％；全国新增的卫生经费投入中只有14％投到了农村，其中又有89％成了“人头费”，真正成为专项经费的只有1.3％。2000年，农村人均卫生事业费仅12元，相当于城市人均卫生事业费的27.6％。2002年，占总人口60.9％的乡村居民，拥有病床床位和卫生技术人员数分别仅占全国总拥有量的23.4％和23.2％。 投入不足，一方面使得农村基层特别是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的生存极为困难，机构和人员极不稳定，仅2001年，全国乡镇卫生院就比上年减少了1139个，乡村医生和卫生员减少了3万人；同时，也使得农村基层卫生机构不得不将相当大的精力放在有偿服务和创收上，没有多少余力做好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服务，更没有足够的能力抵抗疾病的爆发和流行。 二是农村医疗保障制度不健全。农村改革后，农村医疗保障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合作医疗迅速滑坡。1993年国家重新肯定了农村合作医疗，农村合作医疗事业有所发展，但各地区之间极不平衡。2002年底，广东等发达地区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达到30％以上，而中西部地区合作医疗的人口覆盖率只有5％左右。据有关部门估算，目前在农村应就诊而未就诊的病人约占病人总数的1／3，其中相当部分是因为无力承担疾病治疗费用，因病返贫的大有人在。目前，一些重点传染病和地方病发病率也很高，但并没有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加以有效控制。 三是农村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存在疾病流行的隐患。我国绝大多数村庄没有排水系统，污水从各家各户直接排到街道上，多数农村没有专门的垃圾收集和处理渠道，可谓“垃圾随处可见，污水四处流淌”，夏天成为蚊蝇滋生地，极易引起疾病流行。到2001年底，44.9％的农村人口没有饮用自来水，53.9％的农村人口没有用上卫生厕所，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只有49.5％。许多农户的畜禽养殖都在自家庭院内，部分地区还沿袭人畜混居的生活习俗，极易引发人畜共患病的流行。 四是农村社会事业整体发展严重滞后。农村不仅在防范、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手段上相对欠缺，而且存在的可能引发各种社会问题的隐患也要多于城市。统计分析表明，仅有城镇居民1／3收入和消费能力的乡村居民，平均只能享受城镇居民60％的国家义务教育经费支持，却要支付接受教育经费总额的60％以上（不含教育集资），高出城镇居民47个百分点。农民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据2002年对全国317个农村固定观察点村调查，只有54.9％的农村劳动力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受过农业职业技术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动力的7.3％，接受农广校学历教育、农民绿色证书教育、跨世纪青年农民科技培训以及其他技术教育的人数只占农村总劳动力的5.7％，而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农民学习和掌握新知识、科学判断新情况的能力不强。此外，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对低收入者和特殊困难群体的救助机制更加缺乏；沼气等高效能、低污染的能源的普及率还很低，绝大部分村内道路尚没有硬化，被称之为“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与农民生产生活紧密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明显滞后。 今后怎么办 经过50多年的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特别是工农业生产和城镇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却严重滞后，已经妨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拖了国家现代化的后腿。长久以往，不仅直接危及广大农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而且随着日益增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封闭、半封闭被打破，农民将因为得不到起码的国民待遇而产生强烈的逆反心理，潜在的农村乃至城镇的社会不安定因素必然会日益凸显。 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迟缓，既有主观因素——发展指导思想的偏误，也有客观影响——财政支付能力的限制，更有体制障碍——政府责任不清的效应。在发展战略上，先城市后农村、先生产后生活、先工交后农商，统筹协调的欠缺导致必然的畸重畸轻，加之国家经济状况也的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中央与地方分灶吃饭、部门与部门分权难统，使得农民望眼欲穿的好事不得不慢办、缓办甚至拖而不办，以致多数农村社会面貌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 多年的发展实践给我们以深刻地启迪：解决“三农”问题，关键在农民，重点是农村。农村社会发展的诸多欠账问题已经到了非下决心解决不可的时候了。因此，在统筹城乡发展中，应将加快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农村工作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抓紧抓好。根据近期急需而且创造条件有可能办到的，除了继续努力巩固和发展已有成果外，应像抓农村义务教育和计划生育那样，重点推进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切实做好农村“非典”防治工作；二是增加投入，尽快提高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三是统筹规划，促进农村社会事业全面发展。（关锐捷、赵长保、庞丽华、武志刚、魏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