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克甸是高级农艺师,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集各种荣誉于一身。但他常说,自己是农民子弟,把“中共党员”的身份看得最重。
挺身而出的“大队长”
浙江庆元县城学后路的一处普通小庭院,就是吴克甸的家。大多数时间里,他伏在案头,时而记下笔记,时而抬头思索。1958年时,吴克甸被分配到庆元北门大队担任农忙食堂会计。4年后,吴克甸担任北门村大队长,带领群众实现了“从吃不饱饭到有饭吃”的跨越。“然而这还远远不够。”他心想,自己有责任带着农民致富,让他们实现从有饭吃到有钱花。
他时常到新华书店看书学习,一天,书店角落里一本名为《草菇栽培技术》的书让他心情为之一振,书中对草菇制作方法描述得非常详细,可操作性很强,他一口气将那本书读完,并买回了家。
秋收过后,庆元田间地头堆满了无人问津的稻草。吴克甸带着这本书,找到了大队的支部书记。很快,北门大队草菇试验场成立了。吴克甸担任试验场的负责人,全身心投入到草菇培植事业当中。他和6名团队成员顺利栽培出了草菇。可草菇的产量并不高,加之价格比较便宜,核算下来,为集体增收甚微。
试验却引起了县城周边农民的巨大反响,多家供销社邀请他们传授经验。时至今日,淤上乡石坝村仍然有农民沿用吴克甸当年传授的方法种植草菇。
1966年春天,吴克甸先后前往外地学习菌种段木银耳技术。他了解到段木银耳的栽培,不仅对湿度和温度都有要求,对于木头的选择更有讲究。半个月的学习,让他收获颇丰。他从临安带回了段木银耳菌种,也带回了所见所学所想。紧接着,便与原先种植草菇的同事,准备了500公斤木头开始培植菌种段木银耳,当年4月份投入生产。3个多月后,鲜嫩的银耳相继从木头上探出头来,收获的银耳干足有2.5公斤之重。当时干银耳的市价高达256元一公斤,是草菇市价的10倍多,抵得上5个正劳力一年的工分。这一消息在庆元不胫而走,吴克甸和团队也准备来年扩大规模生产。
吴克甸几经辗转打听到上海食用菌研究所有菌种销售,他马不停蹄赶往上海。虽然这一次菌种顺利买了回来,但他意识到,依靠别人的技术总是受限的。他开始埋头翻阅资料、向有经验的菇农讨教经验,并尝试自主培育段木银耳菌种。经历了夜以继日的研究和试验,吴克甸终于自主培育出了段木银耳菌种。
吴克甸如获至宝地将培育出的段木银耳菌种培养瓶捧在手心,目光不自觉地转向角落里那几个富余出来的菌种培养瓶。他想,何不尝试培育香菇菌种?经过反复试验,吴克甸成功培育出了香菇菌种。
敢想敢干的“探路人”
1979年4月,庆元县科委召开了全县科技大会,其中介绍了“提高木材利用率”的方法,受邀参会的吴克甸,第一次得知国内木头的利用率仅为国外的一半。座谈会上,他提出利用木材厂边角料、木糠等种植香菇,以提高木材利用率的方法。
座谈会后没过几天,吴克甸授命来到县科委报到,并被任命为科委资源利用厂的副厂长。
吴克甸很喜欢庆元一句俗语“天不欺善人”。一到科委,他便看到一本《科学种田》的刊物,里边用两个手指节大小的版面,刊登了上海农科院食用菌研究所在嘉定县马陆公社用木屑种香菇试验成功的消息。吴克甸前往嘉定学习归来后,着手木屑压块香菇试验。那年5月底开始,他把自己“泡”在了资源利用厂里。从原材料的准备,到装袋、灭菌、接种,每一个环节,他都亲力亲为。当10月的阳光开始渐渐变得稀薄,气温慢慢变适宜时,吴克甸小心翼翼地将压块木屑上面的薄膜掀开,一只只小小的香菇丁就冒了出来。试验是成功的,压块袋料香菇的产量不俗,50公斤木屑栽培出了50公斤鲜菇。
科研攻关期间,吴克甸偶尔也会踌躇和迷茫。就在那个时候,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精神上有了更坚定的方向。
永不满足的“老师傅”
多年摸爬滚打,吴克甸在食用菌业界小有名气,但他依旧务实地摸索前进。1985年大年夜,难得陪家人看电视的吴克甸,突然被一条新闻吸引:临近的福建古田县大甲乡大面积推广袋料香菇,种植规模高达100万段,同期,庆元的种植规模还不到大甲乡的三分之一。
第二天一早,吴克甸和同行的另外3人就开着即将报废的二手吉普车前往福建。到了午饭饭点,才有人想起当天是正月初一。大家饿着肚子终于在天黑时抵达大甲乡,有感于他们的执着,当地菇农热情地招待了他们,还详细介绍了香菇种植的“古田经验”。
参观回来之后,吴克甸更加努力地投入到食用菌的科研工作,他牵头的“人造菇木露地栽培”项目被列入1986年的国家“星火计划”,吴克甸夜以继日,终于从自己培养的10多个菌种中选出了一个叫做82-2的最优菌种,并将该菌种推广给全县菇农。
那段时间,吴克甸走过一个又一个村庄,给农户们做技术普及和推广工作,他立志用菌种栽培的方式迭代传统方法,带领菇农走上节资增收、安全生产的道路。1986年,庆元香菇大丰收,却面临滞销问题。就在吴克甸为来年全县香菇的销路发愁时,机缘巧合的他得以前去杭州向著名蕈菌专家、时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张树庭当面讨教种植技术。
那一次交流令吴克甸印象最深的,是日本香菇和大陆香菇在香港的巨大差别:日本香菇在港售价高达100元港币一公斤,而大陆香菇在香港的地摊上几乎无人问津。吴克甸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天晚上,他从庆元东西部乡镇种植水稻的差异联想到,香菇口感的差异也有生长周期不同的因素。兴奋的他当即从被窝里爬出来,赶去实验室。在之后不断尝试的实验中,他又先后培育出数十个菌种。进行反复对比,最终选取了品种最优良的“241-4”,朵形圆整、肉厚,不仅解决了卖相难问题,口感还十分接近段木菇。
“241-4”实验成功的消息传到了岭头乡山翠湾村,18户菇农一共种了3万袋,10月份喜获丰收,市价达每公斤40多元。尔后,“241-4”在全县推广,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出口日本,并因口感比日本当地的仿生菇更醇厚美味而大受欢迎。1996年,庆元一个县种菇高达1.7亿袋,干菇产量上万吨,相当于当时整个日本的香菇产量。
与“241-4”品种香菇有着几乎同样命运的,还有灰树花。如今,庆元是我国最大的人工灰树花基地,市售的灰树花有80%产自庆元。1990年,吴克甸团队还跟浙江医科大学合作,组建了庆元食用菌研究所微生物厂,专门从事研究灰树花的多糖开发。当地企业用灰树花多糖生产的“保力生”“麦特消”等抗癌药物,效果显著。2004年,保力生PEE获批成为食用菌领域首个药字号品牌。
退休不褪色的“老菇农”
1998年,吴克甸退休。但他说,“虽然退休了,但我的食用菌研究之路远远没有结束。”为了让“庆元香菇”品牌持续享誉全国,他继续把全部精力投入到食用菌研究上,一有时间就往实验室钻,一待就是五六个小时。
退休至今,他主持研究了3个省级科研课题、1个县级科研课题,其中“食用菌胶囊菌种”课题研究成果的运用大幅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食用菌产业规模化、产业化种植。
面对袋栽花菇人工成本高的难题,他曾先后花了12年时间研究推广“袋栽花菇免割保水膜袋技术”,使菇农管理效率提升10倍,这项技术让庆元县食用菌栽培领域国家发明专利实现零的突破,如今我国每年约15亿袋菌棒使用该技术。同时,他还不遗余力地做好食用菌科研技术的“传帮带”工作。已有超过3000余名“菇乡师傅”在外创业或从事技术顾问工作,近万人走向各地从事食用菌行业,有力推动了食用菌产业成为中西部20多个省400多个贫困县(市)脱贫攻坚的致富产业。
2010年,吴克甸被授予庆元县最高人才奖——特殊贡献人才奖,并获得了10万元的奖金,他毅然将全部奖金捐献出去,用于贫困学生爱心助学和食用菌科研中心科研经费,并以此撬动了李玉院士等社会各界人士将历年科研奖励资金480万元捐赠组建了食用菌产业基金。
吴克甸常说,“科研工作面对的是无声的语言,每一点细微的变化也许都是一个重大突破的开始,要守得住寂寞,耐得住清贫。相信只要朝着一个既定的方向努力,不忘初心,坚持不懈,终究会有结果。”这句话他践行了60年,也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使命与担当。